《钱钟书手稿集》将原貌公之于众

　　“承商务印书馆的杨德炎同志有胆有识，为钱锺书立项出版一部不太可能热销的《手稿集》，包括《容安馆札记》、《中文笔记》、《外文笔记》，数量巨大。”在《中文笔记》座谈会上，杨绛先生通过录音表达了对出版者的真挚谢意。

　　杨先生称赞商务印书馆“有胆有识”，此言不虚。手稿集的确是一部“不太可能热销的书”，但是2000年，当时的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先生深知这些读书笔记的学术价值，毅然决定斥资3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将钱先生的全部笔记手稿扫描印行，公之于众。这笔钱对于出版社来讲是一笔巨大的投入，而投入其中的时间精力更是难以计算，但是这对学术的发展，却是功德无量的。“杨先生牢牢记住了杨德炎的名字，每次都要提的。”陈洁说。

　　然而，促成手稿集出版的杨德炎先生却遗憾地因病于去年去世，没能看到全部手稿问世。但是他心底对手稿集“责无旁贷”的信念早已传递给每一个承担这项工作的人。

　　2003年《容安馆札记》出版后，《中文笔记》开始了扫描工作，编辑回忆说：“那时候扫描很费劲，不像现在这么先进，因为手稿很珍贵，技术部买了好几台高精的扫描仪，专门弄了间房间，聘请两个专人扫描手稿。光扫描就用了一两年，扫完还要一一调版，工程量很大。”

　　2008年年初，陈洁正式开始了编辑工作，但是很快她便发现“这项工作的复杂性远远超乎最初的想象”。

　　“有些笔记本掉页儿了，卷边儿了，磨损了，字迹残缺不全，而有些原本完好，排版时一不小心，校样上就缺了角、切了边，得重新调版或扫描。有些批注横跨左右两页，如果排成正反两页，文字之间的联系就被切断了，必须保证每一页都在原来的位置才行。为了避免遗漏，我们得静下心来一页页地核对。”陈洁对记者说。

　　除了扫描排版，接下来她遇到更大的困难：编目。洋洋洒洒1.5万页中文笔记，如果没有一个清晰完善的目录，对读者来说无异于盲人摸象。“我们钩沉出3000余种书目后，查考大量书目文献，加上规范的书目信息，再根据笔记正文确认版本信息，随后反复核对页码。”

　　在83本中文笔记里，其中有49本都有钱先生自己编的目录，甚至内容里添了一段什么，目录里也要插进去一个“参见第××册”，而且目录有序号，如果发现哪里错了他把序号也改了，钱先生的认真程度可见一斑。

　　为《中文笔记》编订分册目录的李小龙说：“刚开始，觉得照着钱先生的目录一一对号就行了，但是一接触，发现会有各种各样的例外情况，所以必须有一个整体的凡例。虽然钱先生自己也做了目录，但是出书的话，直接用钱先生的目录并不方便。他一般只写一个书名，可他看的书太多了，很多书书名一样，作者不同，而且钱先生没有标明卷数，所以还是需要重新做。”

　　“钱先生的中文笔记数量庞大，任何一个学者都不可能从头看到尾，但是里头信息又很多，它和《管锥编》还不一样，《管锥编》不但有目录，甚至每节还拟有细目，再加上后来又有学者做了《管锥编》和《谈艺录》的索引，所以用起来是很方便的。但是《中文笔记》的数量比起《管锥编》，是百倍以上，里面资料多、他读的生僻的书又很多，读者拿到这套书，可能会不知从何入手，因为到处都是有用的资料。所以做目录的用意，就是给读者提供方便。”李小龙说。

　　编写目录，时常要不断地揣摩钱先生的思路。“他看的清人别集很多，有很多人的别集有几十种，他只列了别集的名字，基本都不写卷数，我就要考虑他到底看了哪一种，因为像钱谦益、厉鹗、王士禛等人，别集数量特别多，有全集，有选集，甚至还有后人补辑的集子,我们商量一定要把卷数注出来，这对我们可能很难，但是对于读者和学术界来说可能很有用，否则大家不知道他看的是哪个版本。”

　　钱先生很重视版本，但是在笔记里他没有著录版本，因为毕竟是笔记，不像写专著时必须标明卷数。“这个问题真的很棘手。钱先生会在正文里提及卷数，比如他只提到了‘卷二十’，但是有二十卷本、也有三十卷本，就无法确定。所以我后来很多工作是查原书，看他写了卷二十的哪一个篇目，我在原书里去找有没有这个篇目，如果有就证明很可能是这个版本的，如果没有就可能是另一个版本，这个工作费了不少时间。”李小龙说。

　　好在《续修四库全书》收了大量清人别集，帮他解决了不少疑问，因为钱先生读的很多书在这里都能找到。但是仍有一些实在攻克不了的难关，在编第一遍目录时，存疑的就有二十多种书，“还有的在他列的目录里面，以为是一本书，结果找了很久怎么也找不到这本书，后来才知道是某本书里的一篇，或者一句话。”李小龙说。

　　经过反复的核实、查找，这些存疑最后都基本解决了。“不过这只是我们认为解决了，而这个卷数只是个参考，到底是不是钱先生当时看的版本仍很难说，但是起码给读者提供一个查考的途径，一个参考的范围。”陈洁说。

　　为了目录体例的统一，费尽周折

　　这些笔记对于钱锺书先生来说，不是记在本子上，而是在他脑子里的，笔记对他来说只是个辅助工具，所以他要找什么东西很容易，凭他的脑子找，很快。但是对于编辑笔记的人来说，就要费一番周折了。

　　如果说钱先生的笔记是一座蕴藏无尽宝藏的名山，那么编目工作就是勾勒藏宝图的路径。

　　钱先生的笔记有时候让人一目了然，有时候又极难破解。特别是钱先生看了许多又生、又专的书，更增加了难度，好像是天性淘气的钱先生故意留给后来人的谜语，需要后来人动足了脑筋才能逐一破解。编辑田媛承担了大量梳理细目的工作，她的专业是研究唐以前的文学，负责编目的学者李小龙则是研究宋元明清的，回忆起动用十八般武艺来破解这些疑难问题，他们至今仍记得那“山穷水尽疑无路”的窘困以及“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乐趣。

　　在田媛看来，这些笔记对于钱锺书先生来说，不是记在本子上，而是在他脑子里的，笔记对他来说只是个辅助工具，所以他要找什么东西很容易，凭他的脑子找，很快。

　　但是对于编辑他的笔记的人来说，就要费一番周折了。

　　“因为钱先生的目录里把丛书当成一种，所以我们就把丛书当成一种，但实际上做编目的时候，花了大量时间做细目。像《说郛》，一开始细目做出来了，后来我们又删了，因为它收了好几百种甚至上千种小说，很多书已经遗失了，只在《说郛》里保留了几则，古代目录把它当类书而不当丛书，考虑到细目的意义不大，所以细目做出来后又删了。但是有些丛书就有意义，比如《历代诗话》、《历代诗话续编》各收了20多种诗话，《词话丛编》收了80多种词话，这是整本收进去的。如果我们看钱先生的目录只看到他看了《词话丛编》，却不知道他看了其中哪些具体作品，就太不方便了，所以这个细目还是有用的。”李小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