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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安平：产业化时代如何发展教材出版

发布时间：2019-08-02 17:44:15

教材出版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核心价值取向，教育的发展与教材出版休戚相关。60年来，教材出版为新中国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而如今，在转企改制进入深化阶段，出版形态对出版业发展提出新的挑战，出版资本加快运营的出版产业化时代，教材出版再次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近日，本刊记者采访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周安平，25年的从业经历让他对教材出版怀有特殊的感情，法律研究工作、出版研究工作使他对当前出版业的发展能够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

如何寻找核心竞争

《中国出版》：建社近25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虽然地处西部，但是在竞争激烈的大学出版界，取得了不菲的成绩，您能谈谈其中的体会和感受吗？

周安平：1985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成立，我就进入出版社任副社长，至今已经从事出版工作近25年，同时我还从事相关的法律研究工作。据我观察，出版社要获得长足发展，首先应该着眼于寻找核心竞争力。而知识产权便是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无论出版哪种类型的图书，我们都可以发现知识产权的原创性越强的产品，总是优于同类产品的发展。因为只有知识产权不断创新，产品才能获得永远的创造力和永远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出版》：那么，出版社核心竞争力的打造需要从哪些方面入手？

周安平：这需要我们理清出版社所处的内外环境，由此确立出版社的产品结构和人员结构，具体地说可以细化为五个因素：一、企业的发展应当建立在国家对本行业的政策结构的基础上。所谓政策结构是各地各部门与本行业相关的政策系统，与出版业相关的政策，、，下至省市的地方政策乃至主管部门对出版社的政策。应充分发挥政策对于本行业的利好，从而获得发展的先决条件。二、有了政策，对于一个企业而言最重要的是产品，因为产品结构决定了出版社的定位和发展优势。三、产品结构也决定了出版社的经营结构，有什么样的产品，便需要什么样的经营队伍，什么样的经营渠道和方式。只有建立与产品相适应的商业模式、经营模式和经营结构，产品才能顺利走向市场。例如，以畅销书为主打产品的出版社走教辅的经营模式肯定是行不通的。四、上述三大要素要发挥作用，最终取决于人。产品结构和经营结构决定了我们的队伍结构。五、产品结构、经营结构、队伍结构又最终决定了分配结构和激励机制，如何让队伍保持活力，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应该在分配政策上向重点、向特色倾斜，让强者更强、让能者更能。正因为考虑上述五方面的因素，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形成了“以重大项目为龙头，以教材建设为中心，以艺术图书为特色，以学术品牌为支撑，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以规模经营求发展”的出版理念。

《中国出版》：产品结构最终决定了出版社的经营结构、队伍结构和分配结构，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以教材建设为中心的产品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吗？

周安平：从建社那一天起，我们都在坚韧不拔地走教材出版之路。西南师大出版社创社初期面对的发展条件并不是特别好，地处西部、交通不便、外界交流较为困难，经济较为落后，观念比较传统，管理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对外要面对市场竞争，对内要面对这些具体限制，所以出版社开始规模比较小。最初选择教材出版更多的是考虑它的市场面比较广，但是在这些年的探索和实践中，我们逐渐发现了走教材出版之路的必然性和可能性。首先，大学的任务就是传授知识、培养人才、服务社会，这就决定了大学出版社首先是为教学服务，教学最原始、最核心的载体便是教材。所以大部分大学出版社都具有教育出版的特点，西南师大出版社也不例外。其次，大学具有编写教材的最优质的人力资源和专家资源，是教材编写的学术支撑，也是最重要的编写队伍基地。此外，在经营上，教材发行多为批销式，结构比较明晰简洁，能基本预测市场，书款回收规律性相对较强。这些都将不断推进出版社的良性发展。

在这样的认识下，我社在教材出版上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早在1986年，我社就与四川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了国家规划的内地版义务教育教材，承担了其中10个学科，。但是我们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在1993年，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出版社放弃了教材出版的中心，只要有经济效益，什么书都出，于是出现了违规现象。出版社面临前所未有的打击，也正是因为这个惨痛的教训，让我们更加明确以教材出版为中心的出版结构。所以概括地说，1993年之前，是我社教材建设和推广的探索阶段；1993～1998年出版社逐步调整定位，确立发展思路，是教材出版逐渐复兴的阶段；再此之后，教材出版走上了成熟化、快速发展的阶段。我们一直在寻找行业发展的规律，并按照规律来发展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