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权的集中保护

●加入世贸组织后，与外国企业对于专利权保护的关注和采取措施的力度相比，我国企业在这方面的意识和手段还很落后

　　●我国专利权保护难度较大的原因在于创新主体的观念不强和经济实力不足，缺乏规模效应

　　●建立专利权保护基金是加强我国专利权保护和促进专利权向生产力转化的便捷路径

　　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推动下，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已基本与国际接轨。国家对于知识产权的关注和保护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知识创新的积极性。数据颇能说明问题，1999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受理专利申请134239件，比上年增长了12250件，增长率为10.0％。其中，国内申请109958件，国外申请24281件，分别占当年总量的81.9％和18.1％。在全部申请中，发明专利为36694件，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为57492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为40053件，分别占当年总量的27.3％，42.8％和29.8%，分别比1998年增长2.0%，11.9％和15.7％。截止2002年3月31日，我国的专利申请累计已超过120万件。

　　专利权保护分为国内保护和国际保护。国内保护一般通过国家立法来规范，而国际保护则由国家间缔结的条约来实现。我国于1984年3月19日正式成为《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成员国。《巴黎公约》对于专利权人的重要意义在于国民待遇和优先申请权两个方面。在专利权保护方面，国民待遇的含义是，成员国必须在法律上给予其他成员国的国民以本国国民所享有的同样待遇。依照《巴黎公约》规定，已经在一个成员国提出专利的申请人，再向其他成员国提出同样内容的申请的，在规定期间内（发明和实用新型12个月、外观设计为6个月）应享有申请日上的优先权利。这就是说，发明人在后一个国家提出申请就像他在第一次申请的同一日提出的。这样，申请人的后一个申请与其他人在上述期限内提出的申请相比具有优先的权利。可见优先权的行使是专利权人获得当事国专利权保护的条件。但在我国，由于种种原因，专利权人在国内获得专利申请后，并未在公约规定的期限内到其他缔约国行使自己的优先权，这样就使得该专利在其他缔约国内丧失新颖性，得不到这些国家的保护。美国专利与商标局2000年的一份统计报告显示，近15年来中国大陆向美国申请的专利总数仅为100件左右，而台湾省现在向美国一年的申请都超过一万件。和我国在美专利申请数相并列的是欧洲列支顿士登，而这个国家只有33万人口。这说明我国在专利权的国际保护方面的观念方面有待增强。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而这种竞争最根本在于以专利产品和技术为代表的知识产权的竞争。无庸置疑，我国企业在专利产品与技术的开发和保护方面面临严峻的考验。与外国企业对于专利权保护的关注和采取措施的力度相比，我国企业在这方面的意识和手段还很落后。DVD风波为我国的企业上了生动的一课，一方面我们要拥有自主专利产权，另一方面我们要借鉴国外企业保护专利权的经验。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企业从前大规模侵犯知识产权的时代已成为过去，而自主知识产权的时代正在来临。企业要获得自主专利产权从内部来说，要加强技术创新；从外部来看，关键是要加强专利权的国际保护。同时，国家在设计专利权的保护制度时应当考虑有利于专利产品或技术向生产力转化。如果专利保护制度不能促进专利的生产转化，专利权的价值实现困难重重，显然对专利权人的创新积极性是一种打击，这与专利权的保护的初衷相违背。我国的专利保护制度虽然与国际接轨，但是由于对我国具体国情缺少研究，因此导致了专利的保护与生产力转化严重脱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科学技术不会自动转化为生产力。因此，要保护我国的自主专利，最为根本的是在专利保护的制度方面要有创新。

　　我国专利权保护难度较大的原因在于创新成果分散和创新主体的经济实力不足。从国外经验来看，企业本身是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的主体。如韩国的著名企业三星电子公司和LG公司的专利申请量每年都在5000件以上，日美等跨国公司每年的专利申请量以万计。而我国企业平均年专利申请量计算则非常少，即使是国内申请最多的企业，其年申请量也仅仅是数百件，有不少企业的申请量至今仍是零。此外，据2001年的统计，我国国内专利申请仍是非职务发明创造占多数，企业专利申请所占比例还不到全部的三分之一。我国的知识产权创新主体以民营企业和个人为主，这为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带来了难度。首先是观念问题。在国外，知识产权是企业发展的“命根子”，受到企业严密地保护。相比之下，我国不少企业和个人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保护意识不强。一方面，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市场的竞争活力未得到体现，人们缺乏压力和紧迫感。另一方面，我国侵犯知识产权成风，侵权人往往得不到制裁，也影响了人们专利保护的积极性。其次，我国民营企业和个人缺乏相应的经济实力来保护他们的权利。在我国现阶段，民营企业在投资融资方面受到诸多限制，风险投资市场也未形成，这些都制约着创新成果的法律保护。再次，我国知识创新成果分散在企业和个人等众多的主体当中，这使得创新成果的保护成本较高。这与国外的大企业专利权保护的规模效应形成反差。

　　我国专利权保护制度的改进只能立足于我国的实际国情。如前分析，我国专利权保护的难度在于成本较高，资本要素和知识要素的结合较为困难，这无疑是我国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建立专利权交易市场。有市场才会有交易，有了交易专利权才能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日本已有专利权证券化的倾向，这种权利的证券化无疑能吸引众多的眼球和风险资金，从而为专利权的保护与生产力转化找到捷径。这种方法对我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结合我国的国情，应当建立一种专利权保护基金，这种基金的筹集可以通过二板市场来筹集。基金主要有两大功能：一是代理专利权主体进行国内与国际的专利申请。基金通过专业人士对委托人提出的产品或技术进行评估，确定是否代理申请。申请费用以及年费由基金来承担，但可以向委托人收取象征性的费用，收益由基金和专利权人按一定比例分成。二是进行风险投资。基金如果看好一些专利技术，可以通过投资来获得独占性的转让权，然后通过对专利技术的转让实现其投资的增值。

　　可以预期，专利权保护基金的建立将为我国专利产品或技术寻找到广阔的市场，是加强专利权保护和促其向生产力转化的便捷路径。

华东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