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因果关系判断——兼论相关的程序问题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因果关系判断
——兼论相关的程序问题

齐汇清华大学法学院


在因果关系的问题上，凡是值得说的都已经说了，很多不值得说的也已经说了，近因（Proximate cause）仍然是一团乱麻和一堆荆棘，一个令人眼花缭乱、扑朔迷离的领域，而许多文献糊里糊涂地违背了他们自己的宗旨，在这一片迷雾中加上了一缕缕青烟。
―――【美】普罗塞（Prosser）

【案情简介】
2001年7月14日上午，李猛（时年8岁）、尤万朋（时年9岁）、王雪松（时年8岁）、王凯（时年8岁）四小孩在一起玩耍，因借用小刀李猛与李春霞的孩子发生了争吵打架，但未造成身体伤害的后果。中午回家李春霞的孩子把跟李猛等人打架的事情告诉了她，当天李春霞去本村的小卖部买酱油、醋时，恰巧看到了上述四个孩子正在王雪松家的房顶上玩。李春霞进到王雪松家的院内拣起一条三角带吓唬四个孩子从房上下来，想管教一下打架的事。在李春霞的吓唬下，李猛、尤万朋、王雪松从梯子走到院内，王凯从大房的房顶跳到院墙上，又从院墙跳到地上。由于院墙下存放着树枝，王凯的右脚被树枝扎伤。当时王凯的家长带王凯到本村卫生所治疗包扎。15日到县供电局医院治疗；21日到县医院治疗被确认为“破伤风”，后转北京儿童医院门诊治疗。于22日住进北京军区总医院治疗，8月27日伤愈出院，共花费医疗费42191.97元。王凯于2001年11月18日起诉，要求李春霞赔偿全部经济损失。

【不同观点】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存在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王凯之损害的事实与李春霞的吓唬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理由在于其他三名小孩在此种情况下均选择了正当的下房方式，即从楼梯下房，而唯独王凯采取了一种较为极端的方式下房。加之王凯的监护人没有尽到监护的义务，故王凯及其监护人应当对由于自己行为方式不当而造成的损失负责。但是基于李春霞在本案中亦有过错，故被告李春霞也应当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害的部分责任，但是这种责任只存在于小范围之内。
第二种观点认为，王凯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受到惊吓的条件下，基于其年龄的限制，我们不能期待其作出一种理性的选择。故只要是由于李春霞的呵斥和吓唬所造成之损害，被告李春霞都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即由被告承担全部的损害赔偿责任。
第三种观点认为，基于王凯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在受到李春霞惊吓之情形下，原告由此造成的一切即时的损害应当由被告来承担。但是，李春霞只承担正常情况下治疗的所有费用，如果医院在医疗过程中存在过失，则被告李春霞对因医院治疗不当引起破伤风的损失不应当承担赔偿之责任。
：王凯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李春霞用三角带吓唬王凯等孩子，令四个孩子从房上下来，有可能造成孩子产生恐惧心理，出现安全问题，这是李春霞应当预见到的。王凯放弃梯子从房顶跳到院墙上，又从院墙上跳下，说明王凯有恐惧心理，主动躲避李春霞的意识，因此对于王凯扎伤脚，李春霞是有过错的，理应负有一定的责任，应承担全部损失的20％。


【评述】
本案中存在诸多法律问题，这其中既有实体法上关于因果关系有无之判断问题（即被告李春霞的吓唬行为与原告王凯被树枝扎伤的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亦有本案中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中断的事由？（即医院的医疗过失是否成为被告损害行为与原告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中断的介入条件？原告的损害是否完全由自己的行为造成？），复有程序法上关于当事人如何参加诉讼（即医院是以共同被告人还是以诉讼第三人参加诉讼，抑或由原告或者被告另行起诉，使其成为单独的被告方？）、证明责任的分配（即原告须要就哪些构成要件的事实加以证明，才可以使被告的侵权行为成立？对于医院方在医疗中的过失，由哪一方来承担证明责任。申言之，当医院方在医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失这一事实的证明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由哪一方来承担由此带来的不利后果？）、证明标准的确立（即本案中的原告方对于被告侵权责任构成之诸多要件的证明达到何种程度即可说明被告的侵权事实和确定其赔偿范围）等等问题。由于程序法中有关证明责任倒置、是否追加共同被告或诉讼第三人、证明标准的确定在实质上都与本案中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的有无有着密切的联系，故此对程序法上问题之探讨，归根到底依旧是谈论侵权之因果关系有无之问题。故本文试图以侵权法上因果关系为探讨的切入点，试图在混乱无章的因果关系中找寻一种合理的途径，提出某种合理的猜想，来阐释笔者对本案基本观点与立场。野人献芹，以表刍荛之见。
一、民事实体法上关于本案之诸理论问题的探究
关于侵权法“因果关系”一域，理论界的观点颇多，但是各种对因果关系的研究往往跟在判例之后亦步亦趋，或者追随法律政策一龙一蛇，因而概念不清，界线模糊，变幻不定，玄妙无常。 不同的观点运用到同一案件，往往出现相互排斥甚至冲突的局面。因此正如英国著名侵权法学者Fleming教授所言：“侵权行为法上的因果关系，。” 就因果关系的问题大陆法学界主要存在着条件说、原因说、相当因果关系说，英美法学界也存在诸多相关理论，同时我国侵权法学者对此问题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而在这些不同的学说、理论、观点内部亦存在着不同立场与争议。在因果关系的构成上，大陆法将其分为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和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此种分法为德国的通说），英美法将其分为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实际上此二者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相似性，以下简单就本案的具体案情对众学说加以介绍和分析。
（一）、因果关系的事实判断
1、大陆法系关于责任成立因果关系的诸学说
a、条件说
此种学说是由德国学者弗•布里于19世纪70年代首先提出的。 此种学说主张凡是造成损害结果的侵害行为无须区分其在损害过程中对于损害结果的作用大小，亦无须区别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必然和偶然之联系。条件说认为，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着“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的条件关系时，前者既是后者的原因。任何能够引起此损害结果发生的条件因素均是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且这些条件具有同等之价值，故有学者将条件说又称为同等说或等价说。条件说的提出遭到了极大的批判。主要的批判理由是条件说不利于控制赔偿的范围，极易导致赔偿范围的扩大。如甲打伤了乙，乙在去医院的途中被汽车撞死。依条件说的观点，没有甲的伤害行为乙就不会去医院，乙不去医院就不会被车撞死，故甲须对乙的死亡承担责任。这样就无故扩大了被告的赔偿范围，违反了“为自己行为负责”的法律原则。对此持条件说学者的回答是：侵权行为责任的成立不仅仅只考虑因果关系的问题，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还要考虑当事人的故意和过失，否则责任不能成立。上例中，甲对于乙之死不存在故意和过失，故不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就本案而言，原告王凯的损害事实与被告李春霞的加害行为之间依条件说的分析方法，存在着“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的条件关系，即没有李春霞的吓唬行为，就没有王凯从房顶上跳下从而被树枝扎伤的损害发生，亦没有进一步感染破伤风病毒的损害。故条件说在对本案责任成立之因果关系的认定上将得出肯定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