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责任法归责体系的博弈

　　侵权法的核心内容从“不法行为”演化到“侵权责任”，体现出深刻的体系变化。直到20世纪90年代，欧洲、日本及英美法体系都将侵权法的名称定位在“侵权行为法”，中国学术界也是如此。因为，在传统上，法律只调整行为。近年来，随着归责原则的变化，特别是从过错责任过渡到危险责任、无过错责任，再加上加害事由多元化等因素的大量出现，侵权法中的加害事由不再限于自然人的“行为”，许多不由行为人导致的“风险”也成为侵权法调整的对象，侵权法被看做是较宏观的权利救济体系。此外，伴随保险法、社会保障法等相关法律的完善，侵权法的救济功能出现了淡化效果。这些现象都对侵权法的归责体系提出了挑战。

　　归责事由体系的博弈

　　欧洲侵权法归责体系主要区分三种归责事由：过错责任、危险责任与替代责任。

　　中国《侵权责任法》将归责体系规定在“小一般条款”中，即第6条（过错与过错推定）与第7条（无过错），而第2条所谓“大一般条款”却没有直接规定归责体系。此外，“大一般条款”或者“小一般条款”也没有将“公平责任”列入侵权法的归责体系。

　　不仅如此，《侵权责任法》第23条中所提到“因防止、制止他人民事权益被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责任，被侵权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这种情形显然无法纳入上述任何一种情形。有学者认为，这种条款对于见义勇为事件中的受益人可以适用无因管理的模式，使得因见义勇为而遭受损害一方得到适当补偿，此规定属于特定情况下的损失分配机制，尚且上升不到基本规则事由的层面。要上升至归责事由的层面，必须是以侵害《侵权责任法》所规定的法益为前提。

　　因果关系的细化

　　过错责任、危险责任或者替代责任都涉及因果关系的因素。在英美法中，因果关系主要分为事实因果关系与法律因果关系。在多数案件中，是否存在事实因果关系依据两个标准确定：若不是（but-for）及必要条件（sine qua non）。在个案中，法官将依据这两个标准进行审查，论证是否没有该侵权行为，则损害根本就不会发生，借此认定是否构成侵权。

　　在中国立法中，因果关系规范主要体现在《侵权责任法》第10、11条，但这两个条文并没有关于因果关系判断的规则。若遇到自然灾害导致落石致人损害的案例时，便可能遇到法律适用的窘境，有产生无法确定承担责任主体的可能。

　　并且，在特殊因果关系下，还可能产生因果关系的竞合，如多因一果、多因多果等问题。若忽略其区别，则可能同样产生适用方面的问题，如《侵权责任法》第10条规定的共同危险行为。这项规则在美国法中也有规定，在Summers v. Tice案中，在一次狩猎活动中，由于两名被告的过失同时朝一个方向开枪，其中一颗子弹造成原告失明，，除非其中一人能够证明自己的过失不是造成原告伤害的原因。在本案中，，因而可以推断，假使被告可以证明原告有意促成过失的产生，则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就不会发生转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对损害的产生都有过错。根据这个案件所确立的规则，只有在原告能够证明共同侵权行为人都有过失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因果关系举证责任转移的问题。如果只是数个被告中的某一个有过错，多重过错和其他责任形式的原则就不能适用。

　　欧洲出现了另一个案例：受害人前去山区采摘，野生动物奔走踢落碎石，同时也有游客在山上踢落石头，下落的石头使受害人受到损害。假使依照中国《侵权责任法》第10条处理该案例，则可能遇到难题——如上所述，中国《侵权责任法》第10条的前提是限定在“行为人”，没有明确出因果关系竞合的可能。第10条的规则虽然提到替代因果关系，而规定仅仅锁住共同危险行为则稍显狭隘。

　　《侵权责任法》第11条通常被学者们称为累积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在表述时同样需要从因果关系竞合的真正意义下手，使得累积因果关系能够与假设因果关系相区分。累积因果关系强调侵权的同时性，侵权的同时性将引起因果关系的积累；相反，假使侵权并非同时出现，则属于假设因果关系。中国立法没有强调“二人以上同时分别实施”，可能模糊了假设因果关系与累积因果关系的区别。

　　此外，在替代因果关系中，如共同危险行为等，中国规定加害人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责任，如五个人同时扔石头下楼，其中一个石头致人损害时，则属于连带责任的范围。欧洲侵权法的理论认定此属于按份责任的范畴，因出现侵害的结果每个人的几率均等，因而出现侵害概率一样的结果，据此承担按份责任。通常连带责任与按份责任的区别非常小，除了偿付能力的效果区别外，并无根本差异。然而，法条若能将“同时”的表述明确落实，这看似简单的细节，却能使得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得以科学的划分。

　　完善的侵权法归责体系至少包含两项内容，即明确的归责事由以及侵权法所保护的权益。在侵权法中，要明确这两项内容十分困难，因为社会生活是千姿百态的。但是，无论采用何种归责原则，侵权事实和侵权损害之间总是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通过学说或者判例，并以类型化的方式，针对个案的特殊性分析侵权事实与侵权责任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才能作出较为科学的判断。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