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演愈烈的中国医患纠纷存在五大症结

文/摄 本刊记者 黎祖交 张国栋

　　在漫漫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医生在社会各行业中是最受尊敬的人，医患之间也最易形成亲密的关系。诸如华佗、孙思邈、李时珍等中国古代名医，早已超越时空，作为道德、健康、生命的象征，永享人们的深切怀念。可是近年来，医患关系在我国的许多地方却发生了令人忧心的异化：医疗系统在某种程度上被集体“妖魔化”；医生在患者心中成了“白眼狼”；患者作为弱势人群得到社会的普遍同情和支持；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其间左右为难，百口莫辩，扮着尴尬的角色……

　　今年3月27日，江苏省常州市妇幼保健医院发生了一起新生儿死亡事件。当事人潘某交涉无果后，便借助当地网络发贴，怒斥“‘庸医’无能、医院不负责，未能及时剖腹产，致使婴儿在母腹中时间过长，在出生不久便夭折”。结果当天的回贴量就超过4000条，几天内就飙升到数万条，矛头直指该医院及当地卫生主管部门。常州日报还为此于4月6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一篇《新生儿身亡引发“网络追缉”》的报道。

　　一起普通的医疗事故，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自发地“奋起”响应，给患者进行声援？为什么会群起“围剿”当事方医院、医生甚至当地卫生主管部门？其深刻原因恐怕早已超越了事件的本身。近年来，全国各地医患纠纷频频不断，愈演愈烈。据相关部门统计，医患纠纷每年以20%的速度递增，几乎每个医院都不同程度地发生过。为什么会这样？其深层的社会原因是什么？建立良性的医患关系出路在哪里？本刊记者经过艰苦的采访调查认为，医患纠纷频发绝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事件，长期以来在其形成、发展和解决过程中至少存在着五大难解的症结。

　　症结一
　　诊治服务“三滥”

　　时下，患者对医院、医生抱怨、斥责之声，多是集中在看病贵、服务差上。对此，诸多媒体也频频进行了曝光。

　　2005年11月，被中央电视台曝光的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就是一例。一个患者被收费500多万，人还没有救活。如此大的数目，当然只能算特例。但收费高，高得令许多人心疼甚至倾家荡产却是不争的事实。有人总结是“三滥”： 滥开药、滥检查、滥收费。为了创收，许多医务人员想方设法从患者那里捞钱。

　　前不久，居住在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花家地的王大爷带着一腔的怨气告诉记者：6月上旬，他去附近一家很有名的医院看病。当时，鼻子不通，头晕头疼。医生听说症状后，立马让他作了脑CT检查,花了五六百元后,一看结果没问题,医生便告诉他头的问题排除了，可能是伤风感冒，于是便开了五天的吊针，一天300元。谁知三天后他的脸肿了，眼睛睁不开。又赶紧去问医生，医生说要坚持打完。可他想，本来不肿，一打针肿了，还是停吧，于是悄悄停了。老伴看他难受得不行，就给他买瓶滴液先治治鼻子。谁知一滴便开始好转。几天后，脸也慢慢消肿。原来他是鼻炎犯了，白白花了两千多元。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许多患者都有类似的经历。

　　北京某外企老总李某告诉本刊记者：不是真有大病，现在医院真是不敢去。一是挂号不易。在北京的各大医院，知名的专家虽然表面上挂号费在10至14元之间，但一般你是挂不上的。由于挂不上而出现的炒号现象，已成了一些人发横财的职业。有时一个专家号能翻20至30倍，被炒到300元以上。二是依赖仪器。现在医生望、闻、问、切少多了，大都是靠仪器给你诊断。等你好不容易见到医生后，会发现几分钟就搞定了。一般是先做各种检查。你说没问题不用做，他会说不检查怎么知道没问题。于是各种化验、透视等都来了，一下子就是几百上千元。现在这些检查费比药费往往贵几倍、十几倍，乃至几十倍。你心里急、气，知道他这是借检查乱收费，可你说不出口。

　　今年3月1日，中国消费者协会组织了一次实际调查，由761名消费者对辽宁、陕西等11省市178家医院的诊治服务进行了亲身体验，结果显示问题多多，和上面的说法相差无几：

　　诊断不细。部分医生看病千篇一律，听患者一说便开药方。

　　治疗过度。动不动就让患者去做昂贵检查。对于感冒、胃痛等比较简单的病，也要让消费者去几个科室问诊。有可能只吃点药就能治好的病，却开了几天的静脉注射。

　　价格昂贵。公立医院治疗感冒的费用平均为67.1元。其中最高的672元，最低的2元，竟相差300多倍。公立医院比私立医院贵400多元。即使是同一种药品，医院的价格也普遍比药店高出许多，有的甚至相差数百元。

　　程序不规范。有的医生不写病历只开处方，有的涂改处方不作说明，有的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甚至有的在患者看病前就已写好用药处方。体验结果显示：56%的医生表示患者不必亲自就诊就可以先开药。

　　……

　　从国家权威部门披露出来的材料看，也证实了医院的收费“滥”得出奇：

：2003年至2004年，，其中医疗检查多收费825万元，药品多收费302万元。这仅仅是抽查，全国多少呢？无法得知，但绝对是个天文数字。今年4月30日，广东省人民医院院长林曙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承认，去年该院多收费500万元，但他又冠冕堂皇地解释说这是在“合理”之内的多收费。

　　由于医院普遍不同程度地存在“三滥”问题，致使许多没有医疗保险或不能报销的人苦不堪言，甚至有病不敢治疗。2003年，：我国城乡居民应就诊而未就诊的比例由1993年的36.4%上升到48.9%；患者应住院而没有住院的比例高达29.6%；在住院患者中，主动提出提前出院的比例为43.3%，其中六成以上是因为支付不起相关费用；农民应住院而没有住院的比例更是从1998年的63.7%上升到75.4%；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农民，占全部贫困农民的比例上升到33.4%；在西部地区农村，62%的患者因为经济困难应治疗而没有治疗，75.1%的患者还没有治愈就要求提前出院。

　　数据是令人辛酸而悲愤的。我们试想着那些因为缺钱而放弃治疗的人，其生命是如何在一种痛苦的煎熬中提前消逝。事实上，许多悲剧已通过媒体涌进我们的视野：山东省泗水人孔祥运为给感染大肠细菌的孩子看病，辗转多个城市共花了6万多元，后又查出儿子患有免疫缺陷症，因无钱医治，孔祥运先是希望通过卖肾筹钱，但希望破灭，最后留下一封遗书，在济南街头服下安眠药自杀；一对贫病交加的夫妻不堪高额医药费，撇下老母、病子，彼此捆绑一起，相拥投江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