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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治来约束精神科医生的权力

发布时间：2019-08-09 19:44:15

　　2011年6月10日，这对于笔者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日子，不是因为我的当事人徐武终于出院了，也不是因为这一天我在案件发生的城市，做了一场演讲，而是因为在这一天，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精神卫生法(草案)》，草案确认了精神病人拒绝住院的权利。

　　这是我关注精神卫生立法五年来，第一次看到中国的法律条文里有这样的规定。“精神卫生法”有多么重要?

　　过去十多年里，精神病收治一直被视为卫生系统内部的医疗问题，而一些医疗规范层面的所谓行规，从制度上否定了精神病人拒绝住院的权利。一位成年公民一旦被视为疑似精神病人，其自主权可以被轻易地剥夺。由于存在这样的歧视性制度，使得“被精神病”成为公民基本权利的黑洞。

　　由于精神疾病的定义及标准并非为普通人所熟悉，而且诊断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对精神病人的制度性歧视，不仅使精神病人群体的法律权利失去保障，没有精神病的公民也因为非常容易被误诊而陷入深渊。精神科医生手中握有诊断权，是另一个制度性的话语权门槛，非精神科医生，很难推翻有病诊断。

　　要填补这个制度黑洞，须消除对精神病人的歧视，立法保障精神病人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只有精神病人的权利获得保障，普通人的权利才获得保障。不保护精神病人的权利，每个人都很容易因“被精神病”而失去法律保护。所以，不要以为精神卫生法不过是一部关于精神病人的法律，实际上，这部法律跟每个人的人身安全、基本公民权利都息息相关。

　　我和同事撰写过《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指出现行收治制度的八大缺陷：一、收治标准过宽;二、收治没有正当程序;三、入院即沦为无行为能力人，以医学标准医师宣告即可;四、付款人自动化身监护人，有无限监护权;五、住院病人无诉权;六、出院难，“谁送来，谁接走”;七、事后诉讼难;八、侵权责任极轻。

　　新草案对我们指出的问题，基本上都做出了积极的应对解决设计：一、终于有了非自愿住院的实体标准;二、有了程序要求;三、设计了复议制度，由当事人自主选择复诊医生，自主选择鉴定机构，也是最新版本草案的最大亮点;四、解决了出院难问题;五、侵权责任，这是草案的另一亮点，明确规定滥用“非自愿住院”严重的将追究刑事责任。

　　这些制度设计，。该草案让我看到高层对滥用精神病医学侵犯人身自由“零容忍”的鲜明态度。。

　　草案的最严重不足：我们将接受精神科医生统治，而不是法治!草案看上去很美，但存在两个制度漏洞，分别在草案第27条(规定精神病收治的实体条件)以及第29条(规定由精神病司法鉴定专家掌握非自愿收治的最后裁决权)。

　　第27条规定了收治的实体条件：“只有精神障碍患者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且有伤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扰乱公共秩序危险的，才能对患者实施非自愿住院医疗。”

　　“扰乱公共秩序”作为非自愿收治的实体条件，这个标准太模糊，自由裁量权太大，可能存在广阔的滥用可能。目前很多明显属于滥用精神病医学的个案，如街头拍照的彭宝泉，可能都会被指扰乱公共秩序。在宽容的社会，秩序是有一定弹性的，但不宽容的严格秩序中，发言不举手、、投诉检举不实、网络言论，都可能会被指扰乱公共秩序。如果精神卫生法为此开设收治大门，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草案存在一个结构性的错误：由医生去肩负社会伦理判断和司法判断。而医生不具备履行这个责任所需要的职业素质，让他们揽下一个不能承担的权力，会出问题的，不仅社会受伤害，也不利于精神科医疗行业的健康发展。

　　在草案条文第29条授权精神病司法鉴定机构行使对收治不服的最后裁决权。读者别让“司法”两字骗到了，他们是医生，他们出具的鉴定结论，不过是医学专业意见，不具有司法性质。在内，依靠主观判断，对外，是一种商业委托。其中的专业门槛，外界难以介入制衡，由医学专家行使非自愿收治异议的最后决定权，意味着授权医生行使司法权。

　　把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基本权利，置于精神科专家的掌握之下，这是社会职权配置的严重错误。人身自由的司法权，只能属于法官。

　　最后是执行问题。精神病人的法律权利，从理念落实到立法中，再从法律权利落实成为现实权利，需要一个过程。精神病人权利保护，需要大量法律从业人员介入这个领域。这是一个需要切实发展的领域，但无论如何，良好的立法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作者系公益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