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毒地”为邻的名校
2016年2月21日，江苏常州最好的中学之一常州外国语学校（又称常外）的新校区开学了，但该校2400余名学生及学生家长却在焦虑之中——去，还是不去报到，成了一道残酷而又现实的选择题。
当天，绝大多数家长还是把学生送进了学校。但有为数不少的学生没有去报到，他们或转学成功，或联系转学，或暂时在家上课。
在每年常州小升初的择校竞争中，常外是让当地家长和学生们“挤破了头”也想去的名校之一。
这所由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又称省常中）于2001年独资创办的学校，其初中部每年的中考分数和升学率都能傲视大部分学校。
在2015年中考中，常外学生独揽了总分裸分前11名。作为附属学校，常外学生也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被省常中直录。省常中2015年的高考一本率为84%，而生源数量较大的江苏省全省一本率仅为9.6%。
到底发生了什么？家长为什么会不让孩子去名校报到，甚至主动选择转学呢？
原因指向该名校校址的对面——一大块沟壑纵横的深褐色裸土地，该块土地在近两月被当地环保部门证实为“毒地”，即被污染土地，该地块曾是原常隆农药厂（下称常隆）等三家农药化工厂的旧址。
2016年1月11日，张力佳（化名）上八年级的女儿在常外新校区上了四个月课后被诊断出甲状腺结节钙化，血细胞数也低于正常范围。这些问题并没有对女儿日常生活造成太大影响，医生说不必用药，只需好好休养。但是，让张力佳不安的是，女儿的同学们也大范围出现了同样的病症。
据常外家长们不完全统计，七八年级1500名学生中，已知有549名学生进行了体检，其中140名查出了类似的问题——甲状腺结节钙化，白细胞数下降，淋巴结节等。
学校请来的医学专家则表示，白细胞数和甲状腺的相关症状和学生的饮食、精神压力有关，同时也提醒手机和电脑放射线对孩子的影响。
张力佳对这些说法将信将疑。和其他家长一样，独生女的一切饮食、作息她都十分小心，女儿平时学习纯粹靠兴趣，并没有施加太多压力，而学校更是禁止孩子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校。
更多家长坚信这与学校对面的“毒地”有关。
曾经三家农药化工厂中规模最大的常隆，建厂于1958年，使用该地块长达52年。如今这块地已被崭新的住宅区、学校和商场包围。
过去，家长们只认为这是一块待开发的农地，近期，一些消息灵通的家长得知，这里很快又要建一座投资近3亿美元的大型购物商场，而且不出三年，这片区域就会完全变成繁华的市中心。
2015年12月，从这块地上散发出来的强烈农药味开始弥漫在路南边的常外北门口和校园内。不少家长反映自己的孩子出现了相似的病症后，环保部门和当地政府才陆续确认了这块“毒地”的污染情况。
一位常隆老员工的实名举报更让家长们担心，“毒地”威胁和伤害可能远比目前暴露出来的大。这名自称在常隆工作了30年的退休老员工徐立雄（化名）称，常隆在搬迁过程中曾将大量危废（危险废物）埋于地下。
这一指控后来遭到了当地环保局的否认，但当地一些文件却显示在常隆地块上，确有对土壤造成严重污染的“固废填埋区”。
疑云重重的“毒地”风波最终让政府忍痛放弃了购物商场的发展规划，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生态公园。
但家长们仍难以放下心头大石，他们希望得到三个问题的答案：学校选址建在“毒地”对面的做法合法吗？公布的检测报告和监测数据合理科学吗？学生在同一场所、同一时间段出现同一症状，这正常吗？
他们认为官方和学校至今都未给出有充分说服力的答案。
发现“毒地”
2015年12月底，送孩子上下学的张力佳在校门口闻到了一阵阵让人难以忍受的化学药剂的气味，有时候为了等孩子而多停留了一会儿就会感到头疼。让她更痛心的是女儿的回应：这股味道他们在学校里已经好久，都不觉得那么臭了。
接下来的几天，家长们在交流后认为，从搬入新校区起，不少学生出现皮疹、嗜睡、流鼻血，女孩子出现生理期紊乱等症状，可能并不是青春期所导致，而是与这股臭味有关。
很快，家长们发现了臭味的来源——与学校一条马路之隔的一块待开发土地曾是至少三家化工农药厂所在地，其中常隆使用这块地长达半个世纪。
2010年农药厂全部迁出后，政府对土地进行修复，而臭味的来源正是修复过程中被挖掘出来的大量受污染泥土，其中的有毒化学成分可能会严重伤害人体。
从2016年1月10日起，家长们纷纷为孩子请了病假去体检。有些干脆选择休学在家，并对学校和政府提出了质问。
1月12日，学校不得不提前结束上学期的教学工作，并取消了原定的期末考试安排。当地政府也紧急叫停了农药厂地块的土壤修复工程。
1月29日，环保部因为“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体反映”，通报了对常州常隆地块的最新调查情况，证实了这块“毒地”的问题。
通报称，在对这块包括常隆在内的多家化工厂用地（下称常隆地块）作钻孔勘察时，从现场挖掘出了约1500立方米含刺激性气味的污染土壤和少量被填埋的固体废物。经检测，土壤污染物系总石油烃和4-氯甲苯超标——前者是目前环境中广泛存在的有机污染物之一。
2016年2月18日，常州市新北区环保局副局长高月锋向财新记者证实，由于老企业过去生产工艺落后，当时环保要求也不高，所以常隆地块确实存在土壤和地下水污染。
高月锋表示，2011年至2013年开展的污染调查显示，整个常隆地块26.2公顷范围内，有一半左右的面积受到了程度不一的污染，但其中重度污染的区域并不多。
“现在可以保障的是，空气影响已经没有了。” 高月锋强调，政府和学校每天公布的空气监测数据显示，常外校园周边空气质量一直都是达标的。
据学校官网公布的新建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的部分内容显示，常外新校址为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新北校区，总投资3.1亿元，建成后可容纳师生共2500人。
报告指出，项目北侧常隆地块已经受到污染，存在人体健康风险和生态风险，故本项目地块严禁开发和利用地下水资源，同时常隆地块开展修复后，会产生一定的空气污染，如果学校在常隆地块修复验收完成前投入使用，必须注意修复产生的污染对在校师生的影响。
这份公示了部分内容的环评报告并未标注编制具体时间，但按规定，环评报告通常须在新项目开工前完成编制。
这意味着，在建校前，学校和政府都应该知道对面是一块尚未完成修复的“毒地”，但家长和学生却不知情。
为何在明知“毒地”的情况下，还是选择将学校建造在这里？又为何明知会产生空气污染，却急着在土壤修复未完成前就在新校区开学？截至记者发稿，官方未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
埋毒疑云
让常外学生家长更为担心的是，学校对面土地可能不只是“毒地”这么简单，土地下面极可能还埋着农药厂的危险废物。若真如是，学生的环境健康损害风险更大。
这种怀疑主要来自徐立雄等几位常隆退休工人的举报和确认。
2015年10月底，自称在常隆工作了30多年的退休老员工徐立雄向新北区环保局实名举报：常隆在搬迁过程中曾将大量危废埋于地下。
徐立雄告诉财新记者，，一名官员告诫他“不要没事找事”。
在2015年11月11日前后，当地环保局工作人员又带着徐立雄一同来到他指认的现场，打了几个孔，当时并未找到所埋危废。他说，直到今天，他也没有从环保部门得到任何对其举报的回复。
而2016年1月至2月间，另有两名常隆离职员工先后向财新记者证实了徐立雄的说法。
他们的说法一致指向常隆在2008年至2010年搬往泰兴工业园区期间，曾将数量不明的生产废料填埋到地下8米至10米的坑内，随后在其上掩上泥土。
其中一名举报人指出，常隆的生产废料包括蒸馏残渣和废有机溶剂，均在《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之列。
在厂里，徐立雄做了几十年的“生产调度员”。他说，这一职位的实际工作是按领导指示，将厂里每三天累积起来的上千吨含有毒化学物质的农药废水偷偷顺着团结河闸口，趁着落潮，排放到工厂边流向长江的藻江河中。
除了废水，常隆的生产过程中还产生了大量成分复杂的废渣。徐立雄回忆，在他就职期间，常隆污水池中沉淀下的废渣被运到了一些所谓的处置单位处理，而后者却将这些废渣随地倾倒了事。
2009年，是常隆向长江北边的泰兴市搬迁的第二年。徐立雄很肯定地说，这一年常隆将至少50吨农药废渣填进了原精工车间南面空地上一个篮球场大小、深8米的大坑中。其中一小部分为桶装，绝大部分为直接填埋。
为什么有几位前员工的举报，环保部门却至今不能确认“毒地”下方埋着危废？徐立雄和常州官方各有各的说法。
2016年2月18日，高月锋肯定地告诉财新记者，之前，常隆退休员工对常隆地下埋着危废的举报内容不属实。
高月锋说，2016年1月中旬，常外停课后不久，环保部华东督查中心会同江苏省环保厅、常州市政府以及新北区委、区政府组成调查组，到现场展开全面调查。他们也找来了徐立雄，指认“埋毒”地点。
“我们和（环保部）华东督查中心一道，在现场钻了30多个孔。我们为求证举报人的说法花费了100多万元，花了近半个月的时间??但没有发现他所说的化工固废，只有搬迁过程中不小心遗留在现场的两小桶除草剂，总共只有30公斤。”
1月29日，环保部的通报用词较为微妙——“在对这块包括常隆在内的多家化工厂用地作钻孔勘察时，从现场挖掘出了约1500立方米含刺激性气味的污染土壤和少量被填埋的固体废物”。
环保部门通报未用危废字眼，笼统地称为固体废物。（注：危废是固体废物的一部分）
而徐立雄则告诉财新记者，没有找到填埋危废的原因是当地环保局故意向他提供了一张错误的图纸。拆完了厂房的现场早已变成一块荒地，没有任何参照物，他当时只好给调查人员划了一个更大的范围，但环保人员却只在范围的外围打点。
点位上没有发现危废后，环保人员就告诉徐立雄，如果要扩大勘探范围，需要他自己承担额外的300万元费用。
事到如今，徐立雄等人仍以知情者的身份，力言该地块下方埋有大量危废。一个基本的逻辑是，环保部门没找到危废，但也不能完全确证地块下确实没有危废。
财新记者看到的一份由常州市环境科学研究院编制的《常隆（华达、常宇）公司原厂址地块污染场地土壤修复积水方案调整》（备案稿），也没有排除现场埋有危废的可能性。
这份文件第8页指出“常隆农药地块西北角以及二期区域西侧围墙内外发现固体废物填埋迹象，土壤污染物浓度较高”，并在初始方案中将固废填埋区作为二期重点污染区域进行修复。报告还指出，常隆地块土壤和地下水“环境污染较重”且“环境风险不可接受”，必须对污染场地实施修复。
财新记者调查发现，常隆在别处违规处置危废另有证据可言。
2015年底，环保部通报了一起近年全国最大的危废案件。江苏省靖江市原侯河石油化工厂在2001年至2011年期间，共在厂址地下违法填埋5000余吨危废。靖江原侯河石油化工厂“地下埋毒”案举报人所提供发票显示，在2007年12月4日，该化工厂曾接收了常隆转交的86吨“废料”，处置单价为每吨800元。
，在家长心中至今未能去除疑惑。他们越来越担心对孩子们的威胁不仅仅来自于空气，产生的危害也不止于目前已经发现的一些病症。
一份在家长中广为流传的、不知作者为谁的“常隆地块地下水及土壤污染情况简单总结”材料提到，在这个有着几十年化工生产历史的企业旧址上，它的地下水体及土壤中的氯代脂肪烃、氯代芳烃及其衍生物种类繁多，其中包括有形成高铁血红蛋白血症的萘胺和可致癌、致畸的有机氯化物。
上述话语难辨真假，但真实地影响家长心理。
不被认同的修复
八年级学生家长黄韬（化名）深信常隆地块地下一定有猫腻，因此他对政府目前的调整修复方案中采取表面覆土、任地下污染物质自然降解的方式十分不满。在他看来，这种覆土工程不过是常州俚语所说的“猫盖屎”。即使当下通过了验收，也没有人能够保证几个月后不会再有异味散发出来。“难道到时候要让孩子再受一次罪吗？”
据常外官网公布的相关信息显示，对整个常隆地块的土壤修复调整工程中的覆土封盖工程，于2016年1月15日启动施工，2月2日完成现场施工，2月15日通过验收，整个工期不足一个月。验收检测结果显示，相关空气污染物指标和覆土层污染指标符合验收标准。
黄韬向财新记者表达了他的顾虑：按照工程期来推算，目前的大部分覆土层明显不足1米，而土壤污染最深可达6米，土壤深层和地下水中的污染物质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渐渐挥发出来。
对于家长的质疑，高月锋表示，覆土封盖方案是得到国内顶级专家认证的，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在国外，不少运动公园便是建立在覆土封盖后的污染场地上。
“实际上，土壤（污染）最好的降解方式就是靠覆盖、种植绿化，让它自然降解。但这种方式花的时间会比较长，可能得几十年，甚至要上百年。”高月锋说，相比之下，灌注药剂的原位修复或清挖毒土的异地修复固然更快，但可能会在施工中产生一些次生空气污染。
据高月锋介绍，常隆地块最初规划为建立大型商业综合体，采取异位修复的方式，将污染土壤清挖、运走，填上好土。但“鉴于常隆地块周边环境以及敏感目标的变化”，原修复方案会对周边敏感人群产生一定风险，故此将土壤修复方案调整为覆土、绿化、让污染物质自然降解的方式，并将土地用途更换为绿化及公共设施用地，用生态公园取代了原计划中的大型商场。
高月锋称，造成的地下水污染将采取打孔点位修复的方式。种上绿植后，环保部门将继续进行长期监测。
在常州市环科院编制的方案调整备案稿中，列举了国外用低渗透性的粘土对污染区域进行封盖隔离的覆土封盖法的成功案例。其中包括加拿大蒙特利尔市一城市垃圾填埋场的土壤修复、韩国首尔近郊一“垃圾岛”的修复。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两个案例均为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而非化工厂旧址。
上海市环境工程设计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院长张益告诉财新记者，覆土封盖若要应用于化工场地污染，只能作为一种临时性的处理方式。若后续要开发成公共建筑、商品房、学校乃至公园等人群比较集中的活动场所，不能仅仅用这种方式简单处理。
“化工厂产生的污染土壤，其自然降解的能力是很弱的。覆土封盖法只是在表层覆盖一层净土，没有对污染物质作处理，甚至会加剧污染。如果没有用水泥、防渗膜对污染物作隔断，覆盖三年五年后，只要它的污染还在，化工厂污染中挥发性物质会渗透到表层净土，其他的会渗透到地下水，造成一种新的污染转移。”张益指出，这种会造成污染转移的简单处理方式，目前已经不被国家允许。
但新北区政府宣传处的一名官员一再强调，政府采取应急及修复是经专家论证的，委托检测和发布空气数据完全依据科学检测，同时政府采取的措施是迅速和有力的，也是为了对周边居民负责。“花费了巨大成本”——不仅仅要承担修复成本，还忍痛放弃了一项上亿美元的投资。
这项投资便是亚洲第一大购物商场运营商SM集团计划在常州新建的全新商场。
2013年，这家菲律宾华裔首富施至成的公司在新北区龙虎塘镇挑选了一块19万平方米的土地，要在这里建造一个大型购物中心和城市住宅集为一体的商业综合体，总建筑面积约43万平方米，整个投资将高达2.9亿美元。而这块土地正是常隆地块的一部分。
原本应该在2016年前后出现商场的土地，如今仍然是一片荒芜，更在近日引来外界强烈关注。
“我们从区政府那里得知，由于曝光的污染问题，他们从大众、社区居民和媒体上收到了许多负面反馈。因此，考虑到情况之复杂和社会影响之大，继续在原地实施项目对政府和SM集团来说都没有好处，也不可行。” Alexander Pomento，SM Prime集团投资者关系副总裁通过邮件告诉财新记者。
“目前我们还在和区政府磋商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更换地块是其中一个选项。”Pomento说，他并未回应记者对政府是否提供赔偿的问题。
张益告诉财新记者，事实上，目前并没有明确法律条文禁止出售没有完成土壤修复的毒土，往往由于这类土地需要开发者承担一定的土壤修复成本，其转让价通常低于通过土壤修复工程验收的全净土，而这种做法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高昂的修复成本对政府财政造成的压力。
高月锋告诉记者，无论是之前的修复方案，还是目前变更土地使用用途后的修复方案，其成本一直都由政府一力承担，“具体数额我们不掌握”。
家校博弈
如今，让名校常外登上头条的新闻不再是升学率，而是“毒地”污染。这显然让校方备感压力。
“毒地”风波阴影下，校方仍坚持在新校区开学，为避免无人上学的尴尬局面，学校为报到日做了精心准备。
2月16日晚，各班班主任通过QQ群向两千多名学生家长发送了一条统一的消息，要求家长们私信回复三条内容——学生寒假学习情况、身体状况，以及能否在21日上午8点半前按时报到。
就在前一天（2月15日），在家长代表与学校、政府的沟通会上，家长们得到了这样的承诺：学校将在开学前完成校园空气、土壤、地下水等全方位的环境检测，并同意家长们自主聘请权威机构检测验证，一切凭数据讲话，检测出的数据确有问题，学校会立即向政府申请过渡搬迁。
之前学校和政府公布的环境数据仅限于空气，指标也比较有限，家长们遂要求更全面的环境检测数据，以确信校园环境安全无毒。
但来自孩子班主任的消息让家长们认为，学校在未得到合格环境数据前就定下了开学报到的时间，这违背了之前的承诺。
2月18日的另一场沟通会，让部分家长对学校的信心降到了冰点。
当天下午，数位家长代表受邀与校方和检测机构磋商全方位的校园环境检测方案。
就在双方就检测方法争执不下之际，下午2点50分许，家长代表们的手机响起了短信音，内容是学校发出的正式开学短信通知，要求所有学生于2月21日到校报到，2月22日上课。
“我们的检测还在商量，刚刚准备开展，结论还没有出来，学校就断然决定开学，这说明检测就是作秀。于是我们决定离开会场。”作为参加2月18日下午沟通会的家长代表之一，张力佳在事后告诉财新记者。
2月21日零点20分，学校公布了委托第三方公司进行的空气和部分放射性状况及土壤、地下水检测报告，结果显示“检测指标均达标”。
家长代表们对这个“好结果”并不意外，他们认为这些数据没有说服力。
一位从事环境检测工作的家长则干脆对财新记者提出他个人的“合理怀疑”。委托检测中，检测机构仅对“来样负责”，无法对样品的真实来源进行调查，这就使得检测结果可以“应客户需求”定制，而检测机构不必承担法律责任。
2月21日晚，大量家长度过了一个无眠之夜。他们深陷“上不上学”的两难抉择——把孩子送回原址上课，就要承担未知的环境健康风险。
然而，如果仅仅是个别的孩子不去报到，孩子的学业被耽搁了，学校或许还会变相迫使孩子转回学区内的普通中学就读。
“如果不去报到的学生占多数，那对学校来说就是一起教学事故，他们最终答应我们诉求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若数量不大，学校便可以逐个击破。”八年级学生家长黄韬说。
在最终报到人数上，学校和家长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副校长沈亚东在电话里告诉财新记者，学生报到比例“很高”，而家长代表统计的结果是，当天有“460人”未报到，有些班级的缺席比例超过一半。但学校正式上课后，出现在教室里的学生逐日增加起来。
2月22日，上课第一天，家长代表统计显示缺席学生数锐减至200人。2月23日，缺席学生数字还在继续快速下降。
表面看，似乎是学校赢得了这场博弈，但不少送孩子去上学的家长内心仍满是不安。
“政府已经盖棺论定了，不愿意把这件事情揭开来。虽然我很清楚学校对面还是‘毒地’，但不上课怎么办？孩子还是要学习，难道真的让他做失学儿童吗？”
一位原在常隆工作的七年级学生家长无奈地告诉财新记者，之前任课老师曾打电话通知他和孩子，说接下去学校要安排考试，考试成绩缺失会影响中考录取。
也有家长继续坚持不送孩子去学校上课。家长们自行安排了教室和学习材料，组织孩子们集体“自主”学习。
既不想耽误学业，又不愿意拿孩子身体健康冒险，一小部分家长无奈之下只得选择转学。
当财新记者在电话里向学校领导询问申请转学的学生人数时，对方以开会为由拒绝作答。
2月23日，张力佳告诉记者，女儿的班上有不少孩子转回了学区中学，另外一些孩子则比较幸运地转入了北郊初级中学。这所学校是常州另一所省重点学校北郊中学的附属初中部。
“我们省常中（高中部）见。” 这天晚上，在家长QQ群里，一位转学学生家长向其他家长道别。
（编辑：不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