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足公众知情权是社会良善治理的需要

    对于涉及该案公民知情权的部分都应当得到满足，这既是行政公开的要求，也是社会良善治理的需要。此外，公民知情权的行使会使行政机关公布更为清晰的信息，最终我们希望看到，网络上这些质疑将会促使公安机关公布事件的详细情况，使案件事实更能接近真相。

　　5月7日晚，家住北京昌平的人民大学硕士雷洋在被警察控制后“离奇死亡”，此事在微信朋友圈与微博上迅速引爆，。自称是雷洋同学发布的帖子称，雷洋在7日晚9时许出门至机场接亲属，之后便下落不明，到8日凌晨亲属接派出所通知，赶到事发地时被告知雷洋已经因心脏病离世。

　　这条消息经各种微信公众号转发后在朋友圈中广泛传播，引发人们对公安机关执法过程的质疑。

　　5月9日晚，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官方微博发布通报，称“民警在将涉嫌嫖娼的男子雷某带回审查时，该人抗拒执法并企图逃跑，警方依法对该人采取了约束性强制措施。在将该人带回公安机关审查过程中，该人突然身体不适，警方立即将其送往医院，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这条简短的通报并未消解质疑的声音，在微博的评论区中可以看到，大部分公众都选择不信任警方通报的相关信息，进而对警方的执法权、执法方式再次提出诸多疑问。

　　此事获得关注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案情吊诡，也可能出于公众安全感的缺失，还可能是长期以来公众对公权力不高的信任度，甚至主人公的名校出身亦是事件的引爆点之一。

　　信息缺乏，疑点丛丛，在不公布案件相关事实与证据的情况下，何以让公众不产生质疑？

　　公民享有通过新闻媒介等途径了解其政府工作情况的法定权利，即公民知情权。公安机关对卖淫嫖娼的查处显属行政执法，对于公安人员的行政执法行为，公民亦有权利知悉。在本案的信息传播中，由于公安机关因各种原因未及时对案件进行详细的通报，公民知情权无法实现，这也是质疑不止的主要原因。

　　不论如何，对于涉及该案公民知情权的部分应当得到满足，这既是行政公开的要求，也是社会治理的需要。此外，公民知情权的行使会使行政机关公布更为清晰的信息，最终我们希望看到，网络上这些质疑促使公安机关公布事件的详细情况，使案件事实更能接近真相。

　　呼声最为强烈的是要求公安机关公布相关执法的视频材料，而执法的视频材料很可能是存在的。

　　根据北京市公安局制定的《现场执法记录工作管理规定（试行）》，明确要求包括巡逻盘查、治安检查在内的现场执法行为都要应用“规范执法通”等现场记录设备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对所有执法细节都要依照规定程序和要求记录在案，并在24小时内严格备份归档，不得随意删除，以备检查。

　　如果有执法的视频材料，为何不及时公布？由于这起事件还涉及另外涉嫌协助组织卖淫的刑事案件，该案件尚处于侦查阶段，不予公布合乎规定。

　　然而，如何平衡这两者的关系？对视频材料进行相应处理再予公布也许是具有操作性的方式，当然这需要时间，也可能引发新的疑问。

　　当事人的死因是公众提出的另外一个疑点，根据自称是当事人家属的声明中提到雷洋身体健康且并无家族病史，而公安机关的通报中则称雷洋因身体不适而突然死亡。死因的查明需要尸检报告提供证明，这也需要时间。还有网友质疑当事人手机内容为何被莫名删除——究竟是谁删除的，为何不及时通知当事人家属等等，而这些都需要警方对事实进行整理再进行回应。

　　客观地说，就本案涉及的诸方，包括警方及“当事人家属”已经披露出的相关信息而言，疑点不少。单就删除手机信息一节而言，如果网上流露出来的信息确切，雷洋使用的是苹果手机，那么究竟是谁、出于何种动机删除相关信息，亦可合理怀疑。事实如何，不见得一定对公权力机关不利，然而，公权力机关对于案件准确披露与查明的迟滞性，必然与公众知情权要求的及时性产生冲突，这种冲突就在当下。

　　当然，这不仅是一个中国问题，同时也是世界性的难题。在上个月，关于1989年造成96名利物浦球迷死亡的希尔斯堡惨案的最终调查结果才获得确定，球迷并非意外身亡而是被“非法杀害”的真相迟到了27年。

　　虽然“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但是正义也并不会即刻实现，也许短暂的等待也是正义的价值。

（编辑：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