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命在赴宴留给各方痛苦

　　这场悲剧，按照法律的走向，可能伴娘本人得承担一半的责任，理由是她作为成年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她必须对自身负起主要责任。这样的法律设计，我以为，是有缺陷的。

　　原因在于，一个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在这样低俗落后的糟粕文化中，她实际上无能为力。在一些地方，原本就是把做伴娘伴郎，当成“替酒鬼”来看待的——既然你做了伴郎伴娘，逼你喝酒就是天经地义。这种让别人拿生命来喝酒的强制性，实际上是丛林法则，它本身应该属于法治规范的范畴。很多国人却将这种玩生命的游戏、带有强制的规则，当成了“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的人际关系考验；将“女人不醉，男人没机会”，当成了周边人群在一些特定场合的相互意会。

　　这不是文化，是法律设计的一块空白。所以，在这场悲剧当中，我们不能把教训的账，很大一部分记在伴娘这个个体身上，而是应该记在现场劝酒者、起哄者身上，记在法律设计的缺陷身上。
（编辑：又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