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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代表车主质疑交强险”

发布时间：2019-08-18 22:42:15

　　“我代表车主质疑交强险”

　　核心提示：

　　去年7月1日实施的交强险最近备受争议。先是有律师指出交强险每年涉及400亿暴利，而后，又有数百机动车车主就交强险费率制定有违《立法法》、《行政许可法》、《价格法》等问题提请相关部门行政复议。交强险究竟有什么问题，问题的根源何在?本报记者经调查得知，在这些车主中，就有著名学者易宪容。易宪容为何开始对交强险质疑?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10位江苏车主质疑交强险

　　4月25日，常州市民汪先生填写了一份“授权委托书”，委托北京德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家辉，就2006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中无责财产赔偿，使有责方获得合法的“不当得利”、保费过高保障过低、加重投保人负担等问题，。另外，徐州的濮先生等车主也填写了这份授权委托书。

　　汪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不久前，他将汽车停在车位上，没想到麻烦从天而降，另一辆车在倒车时不小心撞到了自己的车，保险杠被撞坏了。交警在责任认定书中认定，在这次碰擦中，汪先生是无责方，对方负全责。汪先生本以为对方赔偿给自己修理费，这事就算完了，没想到定损后，按照《交强险条例》中的无责赔偿条款，汪先生还得赔对方400元修理费。

　　这让汪先生很想不通，虽说这钱不用自己出，而是由自己投保的保险公司出，但既然自己没有责任，为什么还要为对方的错误进行赔偿?而且为了这400元的赔偿，汪先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跑保险公司。汪先生说：“我是个专业技术人员，对于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我在这起事故里一点责任也没有，但我却不得不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我现在的付出，价值就远远不止400元。我想不通，当初制定这无责赔偿条款时，完全可以将程序制定得更简单、更易操作，为什么要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让人怀疑这么繁复的赔付过程就是想让一些车主知难而退，放弃赔偿。”

　　南京车主杨小姐在一次两车碰擦中负全责，杨小姐以前有过无责赔偿的经验，就向对方解释其过程，并提出自行商量解决赔偿问题，但对方不同意。定损后，双方要互相赔偿，这让对方很想不通。在赔偿过程中，双方都无法忍受手续的繁琐，结果各修各的车，不了了之。

　　徐州的濮先生也是一起交通事故的无责方，在走完了赔付过程后，他说：“这起交通事故中，我完全没有责任，但我的保险公司还是赔了钱，我很担心明年保险公司会因为出了险，提高我的保费，那我不是太冤了?”

　　在采访中，几乎所有的车主都提出一个疑问，交强险出台后，为什么他们的保金提高了，保额却降低了?

　　徐州的濮先生说，他此前买的是商业保险，顾名思义就是保险公司“有利可图”的险种，当时是付1000元保险金，保额为20万，第三者责任险、车损、盗抢、自燃、车上人员等险种全保了也不过1800元。现在号称“不赚、不赔”的交强险的保险金是1050元，其保额却只有6万元，这还分为死亡5万元、医疗费用8000元、财产2000元。濮先生说：“为什么保金增加了，保额却少了近一半?为什么交强险的赔付率比商业保险还要低?现在，交强险是不得不买，否则不能参加年检。应该说，对于从不买保险的车主来说，交强险能对交通事故的受害者起到一定保护作用，可是对于买了全保的车主来说，交强险等于就是强制抢钱。道理很简单，假如你买了全保，其中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额是50万的，那你再买交强险能起到什么作用呢?何必要强制呢?制定政策的人应附加条款，买了全保的可以不用买交强险。因为交强险的赔付额太低，只是加大了我的负担。”

　　截至记者发稿，江苏共有10名车主填写了委托授权书，委托刘家辉律师申请行政复议，要求依法组织听证会，以期对交强险作出合理化调整。

　　无责赔付是法定的不当得利

　　5月12日，记者采访刘家辉律师时得知，刘家辉也是因为一次交通事故而关注交强险条例的。

　　去年11月25日，刘家辉正常行驶在路上，另一辆车撞到其车子的右侧，交警处理后，认定刘家辉无责。定损后，刘家辉要赔偿对方400元。

　　刘家辉说，作为律师我很快想到，作为无责方来赔付责任方，这从法律的本意上、个人的情感上、普通人的认知上，都难以认同。尽管交强险条例中无责赔偿条款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相关内容却违背了法律的过错责任原则。作为无责方，修车所付出的时间、选用其他交通方式所付出的费用，都无法从保费中支出，这可以视为是对无责方侵权。而且，无责方的赔付，使责任方不当得利。

　　事后，刘家辉开始查阅相关资料，并与经济学家、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对此事进行讨论。结果发现这交强险的背后，问题还真是不少。尤其是交强险的价格制定没有进行公开透明的价格听证会。

　　《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在被告知听证权利之日起五日内提出听证申请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二十日内组织听证。”刘家辉认为，广大车主作为利害关系人，有权提出听证申请。

　　另外，根据《价格法》规定，涉及重大的公益性事业和服务的定价应履行听证程序。刘家辉说：“政府的信息应该是公开的，保费费率的信息以及成本如何确定，6万元最高保额又是如何确定的，都应该公开透明。去年，相关部门邀请的消费者代表是如何选择的，身份构成又是什么样的，这些信息的不透明，令人有所疑虑。” 强制保险产品不是一般的商业保险，交强险费率必须遵循《价格法》，它没有规避《价格法》的理由，听证是必须举行的。

　　此外，他们还发现，交强险的价格制定过程，是一个“层层转包”的过程：，，。刘家辉反问：“这种做法是否违背《立法法》中立法责任禁止转移的规定?”

　　刘家辉称：，并未向利害关系人发布公告和举行听证会。机动车车主作为交强险行政许可的利害关系人，。”

　　刘家辉于4月27日递交了要求行政复议及“事后听证”的申请，如今早已满20个工作日，但在指定工作日内，。

　　其间，，在7月1日交强险业务满一年后，将向公众公开经营数据，并根据情况调整费率，如果费率调整较大，将进行听证。

　　5月17日，记者再次采访刘家辉时，她表示，现在共有280多名车主授权她代理行政复议及听证申请，，。

　　幕后推手是易宪容?

　　众多车主对交强险的质疑集中在四点：无责财产赔偿，使有责方获得合法的“不当得利”;费率构成、厘定程序及决策过程不透明;保费过高，保障过低;从交强险保费中提取救助基金加重了投保人负担。

　　在这280多名车主中，知名度最高的莫过于著名经济学家易宪容。从车主的角度，易宪容如何看待这件事呢?

　　5月12日，记者就此话题电话采访了易宪容。易宪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很多人在质疑交强险制定过程、实施过程中种种不合理之处，这是一件好事。而且，“我们在推动这件事，至少让相关的一些管理部门知道这件事情有人在关注，有人在做。”

　　易宪容特别提到，交强险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把行政性的规则和制度跟保险公司的商业行为结合在一起。

　　“一方面它通过行政法律，要求每个车主都必须按照他们的规定缴费;另一方面，这些费率的制定和赔付额都是按商业法则在运作。在这些行政制度和商业法则的共同作用下，结果是按商业法则的运作成本让有责方承担;运作过程的修订让保险公司负责。”

　　易宪容说，他从去年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行政规定和商业规则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对谁有利?显然在这样一个规则中，最有利的是保险公司，最没有利的是被保险人，是我们消费者，毕竟这是强制性的。”

　　“交强险以强制性的方式来收费，那么这个收费的依据是什么?强制收费作为行政制度，整个费用是否达到制定交强险的目的?从法律的角度，我们要把每一个环节都界定清楚，每一个责任和权利也都要界定清楚，这样就可以达到真正保护被保险人和第三者的相关权益。如果不是这样，那交强险就成了保险公司盈利的工具。”

　　那么，作为经济学家，易宪容对交强险问题又是如何看的呢?

　　5月16日，记者再次致电易宪容。

　　易宪容在电话中表示，对此他也正作更深一步的思考：“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有学者把法治分为‘以法治国’与‘依法治国’，前者为政府用制度规则来管制民众与企业;后者是用制度来限制政府的权力及保护个人的权利不被他人侵害。由此，也就有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之分。”

　　如何才能让“依法治国”成主流?“这里大都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制度规则的实体性问题，二是制度规则的程序性问题。”

　　易宪容从经济制度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在这样的制度结构下，当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或某个阶层时，社会将出现并保持不公平制度。掌握权力的阶层就会通过制度规则的设立，千方百计地来保护他们个人利益，而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可能处在制度设立的不确定的状态中。”

　　“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共同的利益取向，消融了现代市场化演进中核心的权力分散和制衡机制。因此，制度规则设立的程序性问题应该成为我们思考的重点，即好的制度规则如何来确立。”

　　易宪容表示：“制度规则的设立，是社会整个相关利益者反复博弈。现在为什么会出现两者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就在于这些市场的制度规则并非利益博弈的结果，而是少数利益集团制定的。这个市场一开始就是利益失衡，现在只能希望通过制度上的修补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