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民事权益的保护

——以抚育费纠纷案件为研究对象

　　一、情况调查

　　近年来，随着离婚案件的居高不下，。，2007年该院所受理并审结的抚育费纠纷案件21件，同比2006年受理的此类案件上涨了50%.并且抚育费纠纷案件是所有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中比重最高的一类涉未成年人案件。另一方面，与此相反，该类案件的调解、撤诉结案率却大幅下降，，该类案件的调撤率由2006年的75%下降至2007年的43％，，影响了案件的调撤率，同时还需加大调解力度，保证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和深刻的社会变革。同时也隐含着未成年子女在父母离婚后所遇经济生活的不稳定及由此带来的各种社会、伦理及法律问题。该现状预示着单亲家庭未成年子女权益保护已上升至必须妥善、及时、合理解决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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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案件类型及特点

　　抚育费纠纷案件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要求增加抚育费，这类案件构成了变更抚育费案件的主体，每年约占90％以上。主要是因为未成年子女成长是个长期过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消费水平的快速增长，未成年子女的生活、教育、医疗等费用也在不断的上涨。原定的抚育费数额远远不能保障子女目前及今后的正常学习和生活。此外，也存在着离婚当时父母一方为争夺孩子抚养权而轻率放弃对方支付抚育费，现如今又转而追索的情况。二是要求减少或停止支付抚育费。这类案件属近几年增加的新类型案件，所占比例不足10％。往往是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一方再婚或因工作变动等原因导致收入减少或染恶疾，以原定数额给付抚育费能力不足或欠缺为由，经与对方协商不成，。同时，实践中还存在部分离婚父母一方以子女系其非亲生为由拒绝支付抚育费的案件。因此，变更抚育费案件总体上呈现出发案高、增长快、当事人积怨深、调解难度大、所涉利益多元及关系复杂的特点。

　　（三）原因剖析

　　从表面看，抚育费纠纷案件是未成年人子女同不直接抚育自己的父母一方发生的纠纷，但实际上，由于未成年人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民事权利及诉权是通过随之生活的父母一方行使的，故该类案件往往会牵涉到父母的感情因素及经济利益，导致该类案件当事人情绪较为对立，而且，追根溯源，离婚过程中父母的恩怨纠葛及离婚后不直接抚育子女一方抚育费支付义务的履行情况及探视子女权的行使状况也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加剧这种矛盾的恶性发展。

　　经调研认为，未成年人抚育费纠纷案件频发，一方面有着社会变革迅速、未成年人及其父母自身情势变更等偶然因素；另一方面，也有立法缺陷、司法不力、社会机构角色缺位、伦理道德导向不良等必然因素。在此，笔者仅就第二方面进行原因阐释。

　　1、立法不完善

　　体现在一是抚育费的给付标准难以确定。：“子女抚育费的数额，可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有固定收入的，抚育费一般可按其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比例给付。负担两个以上子女抚育费的，比例可适当提高，但一般不得超过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无固定收入的，抚育费的数额可依据当年总收入或同行业平均收入，参照上述比例确定。有特殊情况的，可适当提高或降低上述比例”。该规定可以说弥补了立法上的空白，有利于实践操作，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但由于社会实践生活的纷繁复杂，负有抚育费给付义务的人中既有收入、生活相对稳定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有个体经营户、私企打工者等收入不太稳定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甚至还存在大量隐性收入人群，如教授外出讲课收入、项目介绍人的提成收入、作家、网络歌手、短信写手等的计件收入等。对于后两种人群，由于没有相对应的统计数字，因此很难根据《意见》规定确定其应付的抚育费数额。二是有关抚育费给付方式的规定不尽合理。《意见》第8条规定“抚育费应定期给付，有条件的可一次性给付”。也就是说以定期给付为原则，以一次性给付为例外。实践中一次性给付又演变成为仅适用于涉外的或涉及华侨的离婚案件和留学生离婚案件，定期给付演变成为一律按月支付。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一旦发生未成年人父母一方逃避或拒绝支付抚育费的，未成年人的正常生活必将直接受影响，这中间并无缓冲地带。即使采用最后救济手段求助于司法，繁琐的诉讼程序对未成年人治病、上学等生活急需也系一种阻碍。

　　2、尚未实现专业化审判

　　目前，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全国已基本实现由专门的少年法庭进行审理，专司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侦查、起诉、狱政管理等机构也正在逐步规范之中，，又因为没有统一要求，在民事审判领域，仍然将变更抚育费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混同于其他民事案件，套用同一审判机制和程序模式。表现出明显的“三缺”：缺少专门的审判组织形式和专业化法官职业队伍；缺少专门化、独立化、系统化的司法程序；缺少职能活动的内在驱动力和社会责任感。严重影响到了司法介入所应追求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道德效果的统一。特别是随着诉讼案件的激增，迫于审判压力和审限法定，审判人员无暇顾及案件背后未成年人的利益（这在未成年人普遍不出庭的情况下更为严重），而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法官消极中立原则的倡导，又使得法官仅能根据未成年人对不直接监护其生活的父母一方有关工作、收入等情况的举证来判定其抚育费请求是否合理、能否获得支持，这对于举证能力弱的未成年人一方明显不利。因此审理涉及未成年人民事权益的案件，应当考虑与成年人有别，适应未成年人生理、心理不成熟的特殊需要，应当贯彻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应当适用适合未成年人的程序和审理方式等等，实践证明，和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样，需要设立专门的审判组织，配备专门的审判人员从事这项专业工作，这样才便于总结审判经验、学习研究相关理论，提高司法审判能力，更好地发挥司法保护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