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赔偿怎么赔?
发布时间:2019-08-22 11:39:15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广州某厂已婚保安伍某与同单位的打工妹龙某非法同居两年多,并生下一女婴,龙在要求成婚和索要抚养费不成的情况下反目,控告伍某重婚。经初步审查,两人均涉嫌重婚。王晓松 北京新闻背景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广州某厂已婚保安伍某与同单位的打工妹龙某非法同居两年多,并生下一女婴,龙在要求成婚和索要抚养费不成的情况下反目,控告伍某重婚。经初步审查,两人均涉嫌重婚。
据龙某称,她是在1991年到广州某厂打工时,经同事引见认识了保安伍某的。
她经常到伍的值班室玩,一段时间后,彼此产生好感。1994年底,两人陷入爱河,保持亲密关系,但伍在他人面前称她为“表妹”。1997年初,两人发展到如火如荼的地步,遂发生性关系。自此以后,一发而不可收拾,两人便经常同住一处,过起“夫妻”生活。据龙称,他们周围的邻居也都认为两人是夫妻。
1997年,龙先后三次怀孕,流产两次,1998年7月28日生下一女婴。女儿生下后,龙提出结婚的要求,伍则一直拖延搪塞,不置可否。
1999年夏天,伍某突然无缘无故“失踪”。7月份,想到既不能结婚,又找不到伍本人,百般无奈的龙在律师的指点下,,并要求伍提供她和孩子的生活费、抚养费以及给女儿左手做手术的医疗费。
伍某犯重婚罪已无疑问,本案的一个焦点还在于,如果龙某确实是在明知伍某有妻室仍与其同居并生子,她也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核心提示
修改后的《婚姻法》正式实施不到两个月,:
首例探视权案、首例婚内抚养权案……与此同时,对《婚姻法》修改草案进行全社会讨论时的激烈争论也并没有因新《婚姻法》的正式实施而尘埃落定:修改后的《婚姻法》是不是让离婚变难了?它打击包二奶的力度有多大?离婚也可以要求损害赔偿吗?受损害一方应该如何举证?本期圆桌请来专家为您透析新法。
■婚外同居与重婚如何界定?
杨大文:现在修改的《婚姻法》规定,赔偿请求权发生的根据仅限于两种情况:
对方重婚或是对方与他人非婚同居。重婚是有配偶者与他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结婚的。,一般很少有重婚者再去登记结婚,而是和他人以夫妻名义生活。但这又被按事实上的重婚论处。现实中有很多有配偶者,和他人并不一定是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秘书、公关人员、办事处主任,如果委屈女方一下,叫个保姆也可以。
广东省妇联曾经搞过一次调查,建议扩大对重婚的解释:有配偶者和他人虽然不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但是同居已满六个月,或者同居期间已生有子女,按重婚罪论处。但这一建议未被接受。因为一般的婚外同居和重婚的性质是不一样的,用六个月做界限也很难操作。你说是满六个月,就按重婚处理,那么也许会到了五个半月,或者五个月二十八天,人家就换一个同居的对象。现在有的人包二奶,婚外同居还相对比较稳定,可能还有一定的感情,如果这样一来,就会引起同居伙伴的不断更换,因为他会规避法律,谁伸着脖子往法律里面套?
因此,出台后的法律提法上就是“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当然,什么叫有配偶者,至今权威机关还没有解释。按我的想法,这种不是一般的同居关系,不是一般的第三者关系,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婚外同居,而且一般有共同的居所。
王晓松:我们审理的离婚案件当中,老百姓认为婚外恋也好、婚外性生活也好,实际上都是造成离婚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咱们《婚姻法》的规定禁止重婚和与他人婚外同居。有人提出同居必须要有一个固定的住所,不管多长时间。但实际上,关于同居的法律概念,法律中还存在空白点。
■可否对“婚姻事故”要求精神赔偿?
秦奋:医疗事故提精神损害赔偿,那“婚姻事故”呢?婚姻一旦发生了变故,由于单方为对方付出了很多,就不单单是财产的损失了,而是对整个情感领域的伤害,这就变成了一种无价的损伤。那么精神赔偿是否可用于《婚姻法》在具体执行过程当中的某些条款?
杨大文:精神赔偿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但是新修订过的《婚姻法》条文当中没有这一点。《民法》规定的损害赔偿一般是两种:一种是违约赔偿,一种是因为侵权行为产生的赔偿。到底离婚过错赔偿属于什么赔偿?如果你把婚姻当成了一个契约,好像也是违约赔偿;如果把婚姻当成一种制度,双方都有权利,一方的配偶权受到损害请求赔偿;或者这是不是一种特殊的赔偿?
我认为这和一般的损害赔偿不一样,并不是说一有损害就可以要求赔偿。《婚姻法》严格规定了离婚时的赔偿发生机制仅限于五类行为:一方重婚、有配偶者婚外同居、家庭暴力、遗弃、虐待。
马忆南:这在国际上都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离婚损害赔偿到底是什么性质,包不包含精神损害赔偿?很多案件当中是没有财产方面的损失的,如果你不给她精神损害赔偿,她精神上的痛苦就得不到恢复,那么这样实际上对受害人不公平,你设立的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就会形同虚设。
■可否引入离因赔偿?
马忆南:国际上有人认为,离婚损害赔偿就是一种离因赔偿——离婚了就造成了损害,所以有离婚就应当有赔偿。这个离因损害赔偿怎么实现呢?就是离婚以后通过抚养费的请求,通过财产分割,来实现对弱者的救济。
要保护弱者、保护妇女,达到权利义务的平衡,同时实现资源配置的最合理化,如果这个制度能达到上述效果,又不至于引起一些其他方面的误解、取证方面的困难、法律操作上的困难,何乐而不为呢?
王晓松:离因损害赔偿这个问题和审判实践结合得很密切,我觉得这对于我国现在的司法实践特别具有指导意义。刚才杨教授讲了离婚损害赔偿的五个法定条件,而没有兜底条款。但在我们审理的离婚案件当中,大量存在的不是由于这五个原因,而是由于第三者或者婚外恋导致的离婚。老百姓要申请离婚损害赔偿,但由于我们没有离因损害赔偿的概念,在审理过程当中非常困难。如果你提出离因损害赔偿的概念,我们审理案件就很容易了。建立这种制度以后,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认定他的过错,就可以进行精神损害赔偿了。
杨大文:没有兜底条款,绝不是疏忽,是有意这样做的。从我们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来讲,离婚过错赔偿和离婚后的生活方式问题是截然分开的,不是一回事。国外给一定的抚养费和赡养费,实际是相当于我们的经济帮助。
马忆南:我们的经济帮助费适用的范围是非常狭窄的。外国抚养费的给付适用的范围是非常宽的。
李银河:损害赔偿有上中下三策:上策就是马忆南讲的,就是给一定的抚养费,既达到保护弱者的效果,又不至于引起取证困难。用不着指证对方有过错,就是因为你是一个收入比较低的弱者,你就会得到一个补偿。中策就是咱们现在比较明确地规定的五种情况,根据这五种情况要求赔偿,这还比较容易举证。下策就是连婚外恋都弄进来,那就太麻烦了。
■赔偿会不会抬高结婚或离婚的门槛?
秦奋:在商品经济这么发达的情况下,如何对财产相对集中的人在婚姻中提供保护?因为他的财产构成非常复杂。过去的财产是看得见的,只是生活当中的一般用品,现在不是,更加复杂化了,划分的难度也更大了。
胡晓林:如果采用离因赔偿,假设我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很有钱的人,我就不敢结婚了;或者我结婚以后,成为一个有钱的人、一个有能力的人就不敢轻易离婚。
杨大文:你连钱都不愿意和对方分享的话,你确实没有必要结婚。
秦奋:一个特别富有的人说,我和她构成的婚姻关系,不光包括我的情感,也包括我的财产。这个人对婚姻的考虑就非常深刻,他想到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家庭的概念,他已经做好了分给她一部分财产的准备。当你准备结婚时,你对婚姻的责任准备好了没有?对婚姻可能承担的风险准备好了没有?这里面就包括财产的共有。
李银河:离因赔偿的做法很可能会影响到人们结婚的意愿,结婚率会低,离婚也比较慎重,因为补偿太厉害,就凑合了。但是从达到保护弱者的效果来说,这是最好的办法。有很多弱者,让她取证,她本身没有足够的财力,你是真的保护她了吗?
■举证难会不会导致捉奸成风?
王晓松:第三者的问题,,对方拿出一定的证据来,比如照片或者其它,就视为跟异性交往密切。判决书里写得比较严重的是:“因与异性来往密切,造成双方感情破裂,造成离婚”。顶多写到这个程度。这样写,当事人还很有意见,觉得影响他的声誉,影响今后的生活,而另一方又认为写得太轻。取证上特别困难。
杨大文:如果邻居听到这两个人以“老公”、“老婆”相称,就可以作为证据。
或者出席朋友的宴请,介绍“这是我夫人”,都可以作为证据。
马忆南:捉奸呢?半夜里到人家家里去拍照、泼冷水、打110报警,还有到宾馆或者回到自己家捉奸。这样的证据法官采信不采信?我了解到很多法官都采信这种证据,造成的结果就是鼓励捉奸。我认为,只要法官不予采信,就可以遏制捉奸。
主持人:反推回来,不鼓励捉奸的行为,是不是就导致了取证确实困难,判定损害赔偿就会无从谈起呢?
马忆南:要证明对方重婚或非法同居,怎么取得这个证据?这个过程要程序法来规定。
胡晓林:我觉得任何案子找证据都是很困难的。不能因为取证困难,就否定这种权利。具体到《婚姻法》的取证更有特殊性,涉及到人的隐私、名誉,更敏感一点。会不会导致捉奸成风?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可怕的问题。有没有包二奶,有没有同居、通奸?这对于周围的人、同事和自己的配偶都是很难瞒得过去的,没有必要去捉。
最主要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真正是有爱情的两性关系是尊重和理解的。我这个婚姻好就是好,不好我就离了。这个婚姻存续的过程中,没有任何违法的行为,不侵害任何人的权利,离了就可以了,没有什么要捉的。如果有了侵害别人的行为,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就负什么样的责任,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也很公平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捉奸不会成风。
谈到取证的时候会不会导致捉奸成风,我们可以不可以比较一下,到底是捉奸成风这个现象可怕呢?还是包二奶盛行,婚外恋时髦,通奸泛滥可怕呢?
马忆南:你说到的情况肯定是要败坏社会风气的。但捉奸是以牺牲个人的隐私权为代价的。任何权利实现时,可能都是有矛盾冲突的,很少有行使权力不影响到其他人的利益的,而我们立法者在做权衡的时候,必须考虑哪一个权利更值得保护。
■这个法里道德的成分有多重?
李银河: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种效果派,一种道德派。前者认为对最大多数人最有利的,就是最好的;后者则是要惩罚这种行为,比如包二奶。
主持人:不同年龄段的人对道德有不同的界定方式:有的人认为在婚姻之外找第三者就是不道德,也有年轻人认为不成功的婚姻,维持它就是不道德,而寻找一个真正爱情意义上的婚姻才是道德的。
杨大文:现在人们把一切婚姻领域的问题都寄希望于《婚姻法》来解决,这是不可能的。调整婚姻家庭关系,规范婚姻家庭领域里的行为,除了靠法律,还要靠道德。
修改后的《婚姻法》增设第四条: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关系。这一条体现《婚姻法》的宗旨,可以说是一个道德化的法律,或者说法律化的道德。因为它对婚姻家庭,婚姻双方的家庭成员提出了一个总体的要求。这一条既有总体上的规范作用,也有鲜明的导向作用。
本期嘉宾特别观点
1、这里讲到的“婚外同居”,不是一般的同居关系,不是一般的第三者关系,而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同居,一般有共同的居所。
2、并不是说一有损害就可以要求赔偿。《婚姻法》严格规定了离婚时的赔偿发生机制仅限于五类行为:一方重婚、有配偶者婚外同居、家庭暴力、遗弃、虐待。
3、很多案件当中是没有财产方面的损失的,如果你不给她精神损害赔偿,那么她精神上的痛苦就得不到恢复,那么这样实际上对受害人是不公平的,你设立的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就会形同虚设的。
4、离婚了就造成了损害,所以有离婚就应当有赔偿。怎么实现呢?就是离婚以后通过抚养费的请求,通过财产分割,来实现对弱者的救济。
5、离因赔偿的做法很可能会影响到人们结婚的意愿,结婚率会低,离婚也比较慎重,因为补偿太厉害,就凑合了。但是从保护弱者的角度来说,这是最好的一个办法。
6、捉奸是以牺牲个人的隐私权为代价的。我们立法者在做权衡的时候,必须考虑哪一个权利更值得保护。
相关链接
以下是南京一项关于新《婚姻法》的社会调查的部分调查结果:
关于离婚——有47.6%的人认为新《婚姻法》颁布以后,更加限制离婚;有27%的人理解则是它把离婚的条件放宽松了。有80%的人明确认定:离婚必须要有明确理由。
关于婚外恋——89.7%的受访家庭认为,婚外恋是直接伤害家庭,引起婚姻破裂的原因。13.3%的人认为婚外恋只是个人行为,只是情感交流,未必造成直接性的婚姻变化的原因。有75.4%的人提出新《婚姻法》应该提到要制裁第三者。
关于过错赔偿——88.2%的人说一定要赔偿,85.8%的人认为第三者应该承担部分的赔偿责任。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广州某厂已婚保安伍某与同单位的打工妹龙某非法同居两年多,并生下一女婴,龙在要求成婚和索要抚养费不成的情况下反目,控告伍某重婚。经初步审查,两人均涉嫌重婚。
据龙某称,她是在1991年到广州某厂打工时,经同事引见认识了保安伍某的。
她经常到伍的值班室玩,一段时间后,彼此产生好感。1994年底,两人陷入爱河,保持亲密关系,但伍在他人面前称她为“表妹”。1997年初,两人发展到如火如荼的地步,遂发生性关系。自此以后,一发而不可收拾,两人便经常同住一处,过起“夫妻”生活。据龙称,他们周围的邻居也都认为两人是夫妻。
1997年,龙先后三次怀孕,流产两次,1998年7月28日生下一女婴。女儿生下后,龙提出结婚的要求,伍则一直拖延搪塞,不置可否。
1999年夏天,伍某突然无缘无故“失踪”。7月份,想到既不能结婚,又找不到伍本人,百般无奈的龙在律师的指点下,,并要求伍提供她和孩子的生活费、抚养费以及给女儿左手做手术的医疗费。
伍某犯重婚罪已无疑问,本案的一个焦点还在于,如果龙某确实是在明知伍某有妻室仍与其同居并生子,她也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核心提示
修改后的《婚姻法》正式实施不到两个月,:
首例探视权案、首例婚内抚养权案……与此同时,对《婚姻法》修改草案进行全社会讨论时的激烈争论也并没有因新《婚姻法》的正式实施而尘埃落定:修改后的《婚姻法》是不是让离婚变难了?它打击包二奶的力度有多大?离婚也可以要求损害赔偿吗?受损害一方应该如何举证?本期圆桌请来专家为您透析新法。
■婚外同居与重婚如何界定?
杨大文:现在修改的《婚姻法》规定,赔偿请求权发生的根据仅限于两种情况:
对方重婚或是对方与他人非婚同居。重婚是有配偶者与他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结婚的。,一般很少有重婚者再去登记结婚,而是和他人以夫妻名义生活。但这又被按事实上的重婚论处。现实中有很多有配偶者,和他人并不一定是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秘书、公关人员、办事处主任,如果委屈女方一下,叫个保姆也可以。
广东省妇联曾经搞过一次调查,建议扩大对重婚的解释:有配偶者和他人虽然不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但是同居已满六个月,或者同居期间已生有子女,按重婚罪论处。但这一建议未被接受。因为一般的婚外同居和重婚的性质是不一样的,用六个月做界限也很难操作。你说是满六个月,就按重婚处理,那么也许会到了五个半月,或者五个月二十八天,人家就换一个同居的对象。现在有的人包二奶,婚外同居还相对比较稳定,可能还有一定的感情,如果这样一来,就会引起同居伙伴的不断更换,因为他会规避法律,谁伸着脖子往法律里面套?
因此,出台后的法律提法上就是“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当然,什么叫有配偶者,至今权威机关还没有解释。按我的想法,这种不是一般的同居关系,不是一般的第三者关系,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婚外同居,而且一般有共同的居所。
王晓松:我们审理的离婚案件当中,老百姓认为婚外恋也好、婚外性生活也好,实际上都是造成离婚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咱们《婚姻法》的规定禁止重婚和与他人婚外同居。有人提出同居必须要有一个固定的住所,不管多长时间。但实际上,关于同居的法律概念,法律中还存在空白点。
■可否对“婚姻事故”要求精神赔偿?
秦奋:医疗事故提精神损害赔偿,那“婚姻事故”呢?婚姻一旦发生了变故,由于单方为对方付出了很多,就不单单是财产的损失了,而是对整个情感领域的伤害,这就变成了一种无价的损伤。那么精神赔偿是否可用于《婚姻法》在具体执行过程当中的某些条款?
杨大文:精神赔偿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但是新修订过的《婚姻法》条文当中没有这一点。《民法》规定的损害赔偿一般是两种:一种是违约赔偿,一种是因为侵权行为产生的赔偿。到底离婚过错赔偿属于什么赔偿?如果你把婚姻当成了一个契约,好像也是违约赔偿;如果把婚姻当成一种制度,双方都有权利,一方的配偶权受到损害请求赔偿;或者这是不是一种特殊的赔偿?
我认为这和一般的损害赔偿不一样,并不是说一有损害就可以要求赔偿。《婚姻法》严格规定了离婚时的赔偿发生机制仅限于五类行为:一方重婚、有配偶者婚外同居、家庭暴力、遗弃、虐待。
马忆南:这在国际上都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离婚损害赔偿到底是什么性质,包不包含精神损害赔偿?很多案件当中是没有财产方面的损失的,如果你不给她精神损害赔偿,她精神上的痛苦就得不到恢复,那么这样实际上对受害人不公平,你设立的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就会形同虚设。
■可否引入离因赔偿?
马忆南:国际上有人认为,离婚损害赔偿就是一种离因赔偿——离婚了就造成了损害,所以有离婚就应当有赔偿。这个离因损害赔偿怎么实现呢?就是离婚以后通过抚养费的请求,通过财产分割,来实现对弱者的救济。
要保护弱者、保护妇女,达到权利义务的平衡,同时实现资源配置的最合理化,如果这个制度能达到上述效果,又不至于引起一些其他方面的误解、取证方面的困难、法律操作上的困难,何乐而不为呢?
王晓松:离因损害赔偿这个问题和审判实践结合得很密切,我觉得这对于我国现在的司法实践特别具有指导意义。刚才杨教授讲了离婚损害赔偿的五个法定条件,而没有兜底条款。但在我们审理的离婚案件当中,大量存在的不是由于这五个原因,而是由于第三者或者婚外恋导致的离婚。老百姓要申请离婚损害赔偿,但由于我们没有离因损害赔偿的概念,在审理过程当中非常困难。如果你提出离因损害赔偿的概念,我们审理案件就很容易了。建立这种制度以后,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认定他的过错,就可以进行精神损害赔偿了。
杨大文:没有兜底条款,绝不是疏忽,是有意这样做的。从我们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来讲,离婚过错赔偿和离婚后的生活方式问题是截然分开的,不是一回事。国外给一定的抚养费和赡养费,实际是相当于我们的经济帮助。
马忆南:我们的经济帮助费适用的范围是非常狭窄的。外国抚养费的给付适用的范围是非常宽的。
李银河:损害赔偿有上中下三策:上策就是马忆南讲的,就是给一定的抚养费,既达到保护弱者的效果,又不至于引起取证困难。用不着指证对方有过错,就是因为你是一个收入比较低的弱者,你就会得到一个补偿。中策就是咱们现在比较明确地规定的五种情况,根据这五种情况要求赔偿,这还比较容易举证。下策就是连婚外恋都弄进来,那就太麻烦了。
■赔偿会不会抬高结婚或离婚的门槛?
秦奋:在商品经济这么发达的情况下,如何对财产相对集中的人在婚姻中提供保护?因为他的财产构成非常复杂。过去的财产是看得见的,只是生活当中的一般用品,现在不是,更加复杂化了,划分的难度也更大了。
胡晓林:如果采用离因赔偿,假设我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很有钱的人,我就不敢结婚了;或者我结婚以后,成为一个有钱的人、一个有能力的人就不敢轻易离婚。
杨大文:你连钱都不愿意和对方分享的话,你确实没有必要结婚。
秦奋:一个特别富有的人说,我和她构成的婚姻关系,不光包括我的情感,也包括我的财产。这个人对婚姻的考虑就非常深刻,他想到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家庭的概念,他已经做好了分给她一部分财产的准备。当你准备结婚时,你对婚姻的责任准备好了没有?对婚姻可能承担的风险准备好了没有?这里面就包括财产的共有。
李银河:离因赔偿的做法很可能会影响到人们结婚的意愿,结婚率会低,离婚也比较慎重,因为补偿太厉害,就凑合了。但是从达到保护弱者的效果来说,这是最好的办法。有很多弱者,让她取证,她本身没有足够的财力,你是真的保护她了吗?
■举证难会不会导致捉奸成风?
王晓松:第三者的问题,,对方拿出一定的证据来,比如照片或者其它,就视为跟异性交往密切。判决书里写得比较严重的是:“因与异性来往密切,造成双方感情破裂,造成离婚”。顶多写到这个程度。这样写,当事人还很有意见,觉得影响他的声誉,影响今后的生活,而另一方又认为写得太轻。取证上特别困难。
杨大文:如果邻居听到这两个人以“老公”、“老婆”相称,就可以作为证据。
或者出席朋友的宴请,介绍“这是我夫人”,都可以作为证据。
马忆南:捉奸呢?半夜里到人家家里去拍照、泼冷水、打110报警,还有到宾馆或者回到自己家捉奸。这样的证据法官采信不采信?我了解到很多法官都采信这种证据,造成的结果就是鼓励捉奸。我认为,只要法官不予采信,就可以遏制捉奸。
主持人:反推回来,不鼓励捉奸的行为,是不是就导致了取证确实困难,判定损害赔偿就会无从谈起呢?
马忆南:要证明对方重婚或非法同居,怎么取得这个证据?这个过程要程序法来规定。
胡晓林:我觉得任何案子找证据都是很困难的。不能因为取证困难,就否定这种权利。具体到《婚姻法》的取证更有特殊性,涉及到人的隐私、名誉,更敏感一点。会不会导致捉奸成风?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可怕的问题。有没有包二奶,有没有同居、通奸?这对于周围的人、同事和自己的配偶都是很难瞒得过去的,没有必要去捉。
最主要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真正是有爱情的两性关系是尊重和理解的。我这个婚姻好就是好,不好我就离了。这个婚姻存续的过程中,没有任何违法的行为,不侵害任何人的权利,离了就可以了,没有什么要捉的。如果有了侵害别人的行为,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就负什么样的责任,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也很公平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捉奸不会成风。
谈到取证的时候会不会导致捉奸成风,我们可以不可以比较一下,到底是捉奸成风这个现象可怕呢?还是包二奶盛行,婚外恋时髦,通奸泛滥可怕呢?
马忆南:你说到的情况肯定是要败坏社会风气的。但捉奸是以牺牲个人的隐私权为代价的。任何权利实现时,可能都是有矛盾冲突的,很少有行使权力不影响到其他人的利益的,而我们立法者在做权衡的时候,必须考虑哪一个权利更值得保护。
■这个法里道德的成分有多重?
李银河: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种效果派,一种道德派。前者认为对最大多数人最有利的,就是最好的;后者则是要惩罚这种行为,比如包二奶。
主持人:不同年龄段的人对道德有不同的界定方式:有的人认为在婚姻之外找第三者就是不道德,也有年轻人认为不成功的婚姻,维持它就是不道德,而寻找一个真正爱情意义上的婚姻才是道德的。
杨大文:现在人们把一切婚姻领域的问题都寄希望于《婚姻法》来解决,这是不可能的。调整婚姻家庭关系,规范婚姻家庭领域里的行为,除了靠法律,还要靠道德。
修改后的《婚姻法》增设第四条: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关系。这一条体现《婚姻法》的宗旨,可以说是一个道德化的法律,或者说法律化的道德。因为它对婚姻家庭,婚姻双方的家庭成员提出了一个总体的要求。这一条既有总体上的规范作用,也有鲜明的导向作用。
本期嘉宾特别观点
1、这里讲到的“婚外同居”,不是一般的同居关系,不是一般的第三者关系,而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同居,一般有共同的居所。
2、并不是说一有损害就可以要求赔偿。《婚姻法》严格规定了离婚时的赔偿发生机制仅限于五类行为:一方重婚、有配偶者婚外同居、家庭暴力、遗弃、虐待。
3、很多案件当中是没有财产方面的损失的,如果你不给她精神损害赔偿,那么她精神上的痛苦就得不到恢复,那么这样实际上对受害人是不公平的,你设立的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就会形同虚设的。
4、离婚了就造成了损害,所以有离婚就应当有赔偿。怎么实现呢?就是离婚以后通过抚养费的请求,通过财产分割,来实现对弱者的救济。
5、离因赔偿的做法很可能会影响到人们结婚的意愿,结婚率会低,离婚也比较慎重,因为补偿太厉害,就凑合了。但是从保护弱者的角度来说,这是最好的一个办法。
6、捉奸是以牺牲个人的隐私权为代价的。我们立法者在做权衡的时候,必须考虑哪一个权利更值得保护。
相关链接
以下是南京一项关于新《婚姻法》的社会调查的部分调查结果:
关于离婚——有47.6%的人认为新《婚姻法》颁布以后,更加限制离婚;有27%的人理解则是它把离婚的条件放宽松了。有80%的人明确认定:离婚必须要有明确理由。
关于婚外恋——89.7%的受访家庭认为,婚外恋是直接伤害家庭,引起婚姻破裂的原因。13.3%的人认为婚外恋只是个人行为,只是情感交流,未必造成直接性的婚姻变化的原因。有75.4%的人提出新《婚姻法》应该提到要制裁第三者。
关于过错赔偿——88.2%的人说一定要赔偿,85.8%的人认为第三者应该承担部分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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