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后探视权的父母大战

“离婚了，别再来找我”，这一句夫妻离婚后的告别对白，在孩子那里却转换成了“父母离婚了，谁能来看望我？”发自孩子内心的爱的渴望令人心酸。近年来，由探视权执行难引发的纠纷呈上升趋势，严重影响和损害了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亟待引起关注。 日前，，如何确保离婚后探视权的行使，切实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成为热议的焦点话题。 探视权争夺大战屡屡上演 父母之爱，是孩子成长的爱巢，不幸的是，有些孩子却只能享受一份残缺的爱，因为父母离异，只能随父亲或母亲一方生活。 于是，孩子成了离异父母相互“斗争”的砝码。孩子判给了父亲，母亲就不能见；判给了母亲，父亲就不能看。曾经的亲情被撕裂，探视权争夺大战屡屡上演。 据统计，，有65％的孩子是单亲家庭，其中又有75％的孩子因为父母离异后，只随一方生活，长期不接触另一方，父母亲情的分离给孩子脆弱的情感蒙上了一层阴影。 、田梦华、李黎就此进行了一项专题调研，他们分析了大量的探视权纠纷后发现，探视权行使难的情况五花八门。 杨某、王某离婚后，本来约定好6岁的女儿由母亲王某抚养，父亲杨某每周六上午可接孩子回家，下午送回。谁知，杨某多次去探望孩子，都吃了闭门羹。杨某一气之下，不再给孩子抚养费。 一个4岁孩子，父母离异后，抚养权判给了父亲，母亲对孩子牵挂很深。但孩子的爷爷只允许妈妈到家里去看望孩子，不能接出来，理由是“孩子回家后好几天过不来劲儿”、“每次回家都要打吊瓶”。 此外，限制探视权、剥夺探视权等情形也屡见不鲜。更有甚者，双方为争夺探视权不惜大打出手。 据报道，一对离异夫妻的男方为实现探视权，当街从女方怀中抢走儿子，甚至举家逃亡；女方则通过媒体“通缉”抢子而逃的男方及家人，双方闹得不可开交。 田梦华法官长期从事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她分析探视难的主要原因是：父母认为离婚后孩子是个人私有财产，不容他人侵犯；父亲或母亲利用拒绝对方探视孩子的机会，发泄对婚姻的不满和对对方的愤懑，还有的与抚养费挂钩，没钱就不让见孩子，以此制裁对方。 “拒绝探望孩子，大多是父母从自身利益出发，用大人权利的最大化换取孩子利益的最小化，是对孩子合法权利的无情践踏。父母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在探视权争夺的大战中，受伤害最大的是孩子。”田梦华法官说。 法律真空 法官感叹执行难 我国《婚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有探视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探视权的确立，使威严的法律呈现出人性化的温情。 但由于我国对探视权的法律制定起步较晚，尚处尝试探索阶段，一些规定较为模糊，现行探视权执行中遭遇的一些法律真空，使民事法官普遍感到“执行难、执行探视案件难上加难”。一位老法官感叹：“宁可去抓‘老赖’，也不办‘小孩儿’。” 法官们分析，目前探视权法律真空主要是探视权的主体资格确认不完善。 在探视权执行时，除了当事的父母外，双方亲属包括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甚至姑舅姨婆都来了，。而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定，探视权的主体仅有父母，对于其他与未成年人有血缘关系的亲权人，，法律并无明确规定。这常常使法官在确认与不确认中为难。 小方母亲认为父亲的行为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遭到小方父亲激烈反对，双方矛盾升级。《婚姻法》规定，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 “然而实际执行中，哪些行为是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使我们法官在办案中没有法律抓手，仅凭一些常识去断定，有的该中止的没有中止、不该中止的却中止了。”田法官说，这往往导致孩子不满意、家长不理解、社会不认同，离异双方旧恨添新怨。 此外，，探视权的案子当事人申请一次，立案执行一次，这种执行长期反复，既影响执行效率也伤害孩子的感情。 “更关键的是，孩子是‘人’，不是‘东西’，不能像执行金钱、财产那样强行查封、扣划，法官通常会在决策强制与强制时犯难。”田法官说。 亲情与法律如何平衡 “探视权的灵魂是保护‘儿童利益最大化’，过去审理案件更多考虑父母的权利和意愿，而没有考虑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法官应以孩子最佳利益为理念原则，更好地落实执行探视权，尤其应从严掌握探视权中止，对剥夺父母探视权的严厉处罚应慎而又慎。 吴法官在美国考察时，对一个案件的审理感触很深。一离婚母亲申请中止父亲一方的探视权，。案子打到联邦上诉法官，，保持父母对孩子的完整的爱更为重要，因此驳回诉讼。 ，探视权案执行中，应重视孩子的感情和真实想法，特别是10岁以上的儿童，已经具备表达真实意思的能力，要考虑和征求他们的真实想法，从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出发。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龙翼飞教授说，关键是父母要转变观念，孩子有独立情感与人格尊严，不是哪一方的私有财产，双方应本着孩子第一，相互协调沟通，法官应注重对此类案件的调解处理，避免矛盾升级。 在国外，如离异一方拒不为另一方探望子女提供方便而采取强制措施时，一般由社会义工对此进行监督协助。 广东阳江市中院关天国法官建议，在实际操作中，可以将探视权行使的监督权利赋予基层组织，如村民委员会、社区街道，还可以适当加强立法的惩罚制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