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
发布时间:2019-08-29 21:05:15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北京大学 吴树青
[摘要] 2002年下半年的经济增长不会像2001年那样呈逐季下降趋势,可能出现比较平稳的上升。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通货紧缩的趋势扩大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基本上还没有得到解决,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依然不足。在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同时,应研究选择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出的时间和力度,不能把积极的财政政策中期化和长期化。
[关键词] 经济增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一、关于今年的宏观经济走势
今年以来,由于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努力扩大内需,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国民经济出现了平稳发展的态势。一季度gdp增长7.6%,二季度达到8%,超过上年同期,上半年增长7.8%。一季度存在的财政收入增幅大幅度下降、企业经济效益下滑和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同比回落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上半年的经济增长有以下几个特点。
(1)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上半年投资增长21.5%,同比加快6.4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加快了国债项目的资金拨付,计划下达早,力度大。此外,地方配套资金到位也较好。同时,利率的降低减轻了企业的借贷成本,企业贷款有所增加。房地产市场持续升温,增幅比上年同期加速10.2个百分点。利用外资数量增加,上半年实际利用外资增幅12.4%。
(2)外贸出口增速高于预期。上半年出口增长14.1%,比上年同期提高5.4个百分点。其中一般贸易增长12.5%,加工贸易增长15.0%,分别加快4.6个百分点和5.6个百分点。进口增长10.4%,减慢3.7个百分点。贸易顺差为13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4亿美元,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扩大。出口增加的原因主要是美元贬值和入世提供的机遇。美元贬值客观上导致人民币的贬值,促进出口增长;入世改善了出口环境,配额额度有所增加,非关税障碍得到部分消除。
(3)工业生产增速逐步加快。3月份工业生产增速开始加快,4月和5月增速已超过上年同期水平。上半年工业生产增幅达11.7%,明显高于2001年9.9%和2002年年初预计10%的水平。上半年工业增长的特点是,轻重工业保持同步增长,各种经济类型的增长都有所加快,大部分地区增速超过平均水平,供给结构进一步优化。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是拉动工业生产快速增长的主要力量。而工业生产快速增长又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
(4)经济运行质量逐步提高。前5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增长12.3%,与生产基本保持同步,产品销售率、经济效益指数、流动资产周转率都得到提高,而产成品库存增幅和应收账款增幅都有所回落,表明工业产销两旺,质量提高。受石油、钢铁等产品价格影响,一季度工业实现利润下降的局面已得到缓解,前5个月实现利润上升2.8%。
(5)国内市场销售稳定增长。上半年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6%,虽然回落1.7个百分点,但剔除物价因素增速仍然在10%左右。消费品零售总额,城市增长9.7%,回落1.9个百分点;农村增长6.7%,回落1.4个百分点。住房、汽车、旅游等新兴消费领域持续升温,新一轮消费热点正在形成。
从上半年的情况看,虽然我们面临世界性经济不确定的因素和进入世贸组织初期必然面临的挑战大于机遇的情况,但只要做好工作,今年完成预期7%的经济增长目标,甚至超过预期目标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从决定增长的投资、消费和出口来说,具备平稳增长的可能。
(1)从投资看。一方面今年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1500亿元国债;另一方面,由于已经加入世贸组织,,遵循法制统一、非歧视和公开透明的原则,对与世贸规则和我国对外承诺不一致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进行了清理。现在全国性的相应法规、规章的清理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政府各部门正在加快转变职能和工作方式,提高效率,依法行政,学会按国际通行规则做好管理和服务工作。今年年初,我国政府公布了修订后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新《目录》中增加了鼓励类,减少了限制类,将一般工业产品划入允许类。新《目录》放宽了外商投资的股份比例限制,鼓励外商投资西部地区,通过竞争促进产业、产品结构升级。这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加上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良好预期和对未来我国广阔市场的期待,外资对我国的投资前景看好,投资积极性高涨,实际利用外资将会有较快增长。目前全球500强企业中到中国投资的企业已经超过400家。利用外资的增加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有力地带动了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同时,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的资金相对比较充足,加上2001年下半年以来股市低迷,企业资金流向资本市场的比例有所降低,而投向实业领域的资金有所增加。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企事业单位自有资金增长了28.8%,表明企业对实业领域的投资比前两年有所重视,开始注重企业的中长期发展。房地产投资由于国家规范住房交易手续费得到新的推动。因此,投资将保持较快增长,至少增幅不会低于2001年,应当比2001年有所提高。
(2)从消费看。一方面今年国家十分重视提高人民收入水平,特别是广大农民和城市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强调必须实现“两个确保”,对“低保”要求做到“应保尽保”,提高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另一方面住房、汽车、通信器材和旅游等消费呈现增长势头,预计2002年消费增长率将不低于或者略高于2001年。
(3)从出口看。原来比较担心出口增幅下降,现在看来,虽然由于国际经济动向的不确定性而难以预料,但由于我国加大了出口退税力度,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开始见效而日见成效。再加上世界经济总体上转暖,外商投资企业的增加,因此,出口增长估计高于上年水平。
根据以上分析,2002年下半年的经济增长不会像2001年那样呈逐季下降趋势,而可能比较平稳上升。从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信息中心近期发表的研究预测报告看,也一致看好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走势。国内这两家研究机构预测今年增长率为7.4%-7.5%,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预测为7.0%,但都比它们2001年秋季报告的预测值调高了0.2个百分点。
二、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几个突出问题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的看到,现在这种增长基础的并不稳固,通货紧缩的趋势加大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基本上还没有得到解决,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依然不足,它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我们过去长期处于短缺经济和由投资膨胀或投资、消费双膨胀导致的经济过热的环境下,对处理和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比较有经验。现在,我国经济增长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主要受供给约束,而是进入结构性的供过于求的时期,主要受市场需求约束。最终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制约或拉动作用越来越重要。,还远没有完善,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一些体制性紧缩因素,出现了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问题,处理和解决这个问题缺乏经验,难度比较大,需要有一个积累经验的过程。
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
1.有效需求不足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物价水平持续低迷,通货紧缩压力依然存在。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总水平同比下降0.8%,自2001年11月以来已有8个月物价水平下降或持平。生产资料价格ppi如原材料、燃料和动力购进价格降低了3.9%,从2001年6月以来已连续12个月下降。工业品出厂价格降低3.4%,从2001年4月以来已经连续15个月下降。这表明国内市场供大于求的格局没有改变。据统计600种主要商品中86.3%供大于求,比2001年上半年上升3.4个百分点,只有13.7%的商品供求基本平衡,比2001年下半年下降3.4个百分点,没有供不应求的。物价水平持续低迷不仅影响企业效益,抑制投资扩大,而且影响居民收入预期,抑制消费增长。
物价下降原因之一是入世造成的影响。2002年元旦起5000多种商品关税下调,部分商品进口限制取消,竞争加剧使国内市场价格偏高的商品直接受到冲击,同时国际市场价格处于近年来较低水平,入世必然导致物价下降。此外,技术进步也会影响价格,如家用电器价格因技术进步而降价。企业竞争加剧,技术改造加强,外商直接投资增加,都会加速技术进步,促使价格下降。
物价低迷的根本原因是需求增长的结构性矛盾没有根本改善。从投资需求看,民间投资始终没有有效地启动,由于投资领域的限制,融资渠道的不畅,价格低迷缺乏有利可图的回报等,民间投资增长缓慢。此外全社会更新改造项目减少,投资增幅大幅下降也影响投资增长。上半年更新改造投资增长16.1%,同比回落10.8个百分点。
从真正意义上的作为最终需求的消费需求看,因收入预期不高和支出预期较高,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特别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需求增速减缓。从消费看,城镇居民2001年人均消费增长约8.58%左右,快于gdp的增长,考虑到城镇人口增长因素,2001年城镇居民消费增长13.3%左右,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而2001年的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率仅为4.28%,考虑到人口增长因素,农民消费增长4.2%左右,大大低于gdp的增长率,也大大低于2000年农民实际人均消费7.3%的增长率,比2000年下降了3.1个百分点,导致2001年我国gdp增长率下降约0.6个百分点。所以,农民消费增长缓慢是2001年我国gdp下滑的主要原因。收入差距扩大直接制约消费增长。2001年占总人口62%的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仅占全社会消费支出的34.7%,比1997年的47.5%降低了12.8个百分点。在收入增长的同时消费需求提高不大,而储蓄却大幅增加。上半年居民储蓄余额突破8万亿元,全国居民储蓄存款增加8034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2711亿元,同比增长17.6%,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但农村储蓄前5个月仅增加960亿元,仅多增248亿元,增加额占全国的比重从上年的17.4%下降到14.3%。目前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仅为60%左右,低于最近10年世界平均消费率78%~79%的水平,清楚地表明最终需求不活跃,特别是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和农村消费不活跃。
2.就业矛盾日益突出,就业形势异常严峻。长期以来我国依靠经济扩张带动就业,但是就业增长系数,即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能带来的就业增长率已经持续下降,从20世纪80年代的平均0.32下降到90年代的平均0.1左右。80年代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增加300万个就业岗位,90年代下降为80万个。2001年底,中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681万人,登记失业率为3.6%,比2000年年末上升0.5个百分点。而这还不是真实的失业率。今年7%的增长率所能增加的就业岗位力争达到800万个,但与1200万新增劳动力的就业要求差距较大。而且还有其他方面的就业要求。例如,1998?2001的四年间,全国国有企业累计下岗职工2550万人,非国有企业下岗职工200多万人。其中1700多万人实现了再就业,500多万人通过企业内部退休等方式得到安置。目前还有515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同时,再就业率逐年下降。1998年为50%,1999年为45%,2000年为36%,2001年为30%。下岗3年以上的占51%,失业1年以上的占50%。1998年高校扩招的毕业生将在今年毕业,几十万人要求就业。预计2002年新增就业人口加上现有失业和下岗人员,劳动力供给总量将超过2000万人,城镇劳动力供求矛盾十分突出。加上世界经济增幅放缓,国内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深化改革,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再加上加入wto对产业特别是农业的冲击,农村富裕劳动力需要向城镇转移等,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还有一个问题是就业方面劳动力结构矛盾日趋突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明显下降,农业、制造业等部门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科学技术含量的增长,不仅不吸纳甚至还要释放一部分劳动力。第三产业中的传统服务业在一些地方实际已处于饱和状态,吸引劳动力就业能力也有下降趋势,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保险、电信等行业,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较高,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入的。这样,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低素质劳动力过剩和高素质人才短缺的矛盾同时并存,这在短期内还难以有效缓解。
3.入世冲击开始显现,贸易摩擦不断增多。2002年上半年尿素、食糖、小麦等原来进口限制较严的产品虽然仍然实行配额管理,但由于国外产品的价格、质量优势,这些产品进口大量增加;钢材因关税税率下调和取消配额管理,在上年同期进口较高的基础上,2002年前5个月又增长了33%,并且还有大量订单等待进口。进口增势迅猛,特别是小麦、化肥、钢铁、食糖等产品进口迅速增加,不仅影响我国贸易顺差,而且对我国相关产业造成严重冲击。同时国外保护主义抬头,应用反倾销和强化技术与环保标准对我出口产品设置障碍。2002年以来国外提出的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立案调查已经达到23起,涉及7亿美元;欧盟禁止我动物源性商品出口,仅此一项影响我国出口7亿美元。
因此,在保持谨慎乐观的同时,需要研究如何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宏观经济政策,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和促进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培育和扩大内需,调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内在潜力,促进中国经济早日走上快速、健康发展的道路。
三、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
从1998年开始我国一直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从1998年到2001年四年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5100亿元,带动地方、部门、企业配套资金和银行贷款等投资总规模近3万亿元。通过国债项目的建设,办成了许多多年想办而限于财力未办的、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对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作为一项应急性的短期政策措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确实对国民经济保持适度快速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1998年以来增发国债分别拉动经济增长1.38、1.44、1.81和1.66个百分点。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条件下,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平稳增长态势,积极财政政策功不可没。
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实行四年了,是否还要继续,是否应当淡出,对这个问题目前有几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短期政策,可以中期化甚至长期化;另一种意见主张应当快速淡出;而比较多的同志主张逐步淡出,即目前不能轻言淡出,但要看到这项政策存在的各种各样的消极效应和可能带来的风险,所以应当相机淡出,要研究选择淡出的时间和力度。我同意这种意见。
在肯定积极的财政政策作用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仅仅依靠国债的投资拉动,毕竟不是长久之计。目前国债余额18706亿元,超过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已经占gdp的18.1%,赤字3098亿元,占gdp的3%。有些同志认为,目前我国国债比重距国际公认的警戒线60%很远,还有很大的发债空间。对所谓国际公认的警戒线问题,我认为能否把它作为国债规模的临界点,值得研究。所谓国债警戒线即政府债务占gdp60%这一说法,引用的是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中的规定。但《马约》确定的上述标准并不是根据科学的经济理论和计算公式计算出来的,而是依据欧盟国家建立欧元体系时,德、法等国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分别占gdp比重的现实状况作为标准的。这个标准的关键意义和目的不是30%和60%的数字本身,而是为了使加入欧元体的成员国都要将财政赤字和债务控制在大致相同的水平之下,以利于欧元体成员国之间在利率和汇率上的协调,使欧元得以通行。它们也没有认为超过这个标准就一定会出问题。事实上1998年oecd中意大利、比利时、希腊等国的政府债务都超过gdp的100%,日本、加拿大接近100%。所以,是否会出现财政风险,不能以是否超过60%为标准。不能以距这个标准的远近来衡量是否存在问题,而要具体分析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
在谈到财政风险问题,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我国财政的特点。除国家债务和财政赤字外,还要考虑到我国的巨大隐形债务,也叫或有债务,包括巨额的不良贷款、社会保障基金的欠账、县乡欠账、企业虚盈实亏等,这些方面的数量不在少数。
以县乡欠款为例,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以来,全国县乡财政收入由1994年的967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636亿元,年均增长18.2%。财政支出由1703亿元增加到4199亿元,年均增长16.2%。但发展不平衡,区域间差距扩大,不少县乡财政异常困难,连工资都发不出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使财政保障能力下降。由于农业增收缓慢,乡镇企业面临市场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对环境、资源、安全等方面的要求,使县乡财政收入增长受到制约。“九五”与“八五”相比,全国乡镇企业工业增加值由年均增长42.5%下降到13.1%,吸纳农业富裕劳动力由年均增长719.2万人下降到年均减少30万人。二是县乡机构膨胀,供养人口增长过快。1993?2000年县的乡镇机构平均从18个增加到24个,财政供养人员大幅度增加,1994?2000年从2251万人增加到2959万人,增加了708万人,仅此一项一年要增加1000多亿元的开支。三是地方政府行为不规范,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上级要求的达标项目繁多,以及地方金融机构经营不善形成的风险,如农村合作基金会、光彩基金会、互助促进会和股金服务部等出现的问题最后都由财政“兜底”。所有这些都造成县乡政府债务沉重。
再如不良贷款问题,这主要不是银行经营不善造成的,而是政策性原因造成的。如拨改贷使国有企业没有资本金,没有流动资金,名为国有资本,但资本所有者不出铺底资金,由企业自己向银行贷款,一个时期内贷款利息还很高。又如银行为支持和配合国家产业政策调整,帮助困难国有企业扭亏解困,妥善安置国有企业职工,保持社会稳定,发放煤炭三产贷款、三角债清欠贷款、安定团结的基本生活费贷款等等。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截止到2000年底,累计发放各类特定贷款即政策性贷款3039亿元,其中本金2338.04亿元,欠息701亿元。在以上本金中,不良贷款占了近70%,并且大都属于深度恶化的贷款,它们约占2001年不良贷款的23.7%。
所有这些或有债务,应当说存在不小的风险。
2.我国财政在gdp中的比重远低于其他国家。我国财政工作尽管几年来一直在努力提高两个比重,即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和中央财政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但迄今为止财政收入也仅占gdp比重的17%左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40%左右的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25%左右的平均水平。
3.我们还应当看到,我国财政承担的任务和群众对政府财政支出的要求,大大高于其他国家。,,不仅要保证国家行政的开支,而且要承担各种本来不需要国家财政承担的任务,。许多本来是企业行为的事情,甚至本来是民间行为,出了问题都需要政府来“兜底”。
因此,考虑财政风险问题不能简单看债务余额和赤字占gdp的比重,而要全面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得失。此外,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效益也呈逐步递减的趋势,项目储备也越来越少。所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也不宜成为我国中期乃至长期的宏观经济政策。
但是快速淡出,目前也不具备条件。因为缺乏替代积极财政政策退出后促进经济增长的力量。由于就业形势严峻,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不乐观,消费行为比较谨慎。增加农民收入缺乏过硬办法,农民还面临加入wto的挑战,农产品的价格受到冲击,扩大农村消费难度很大。因此靠较大幅度提高消费需求来取代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近期不太现实。再从投资拉动方面看,当然以扩大企业自身的投资为好,问题在于有没有这种可能。有些同志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挤出”效应,影响民间投资的发展,我认为未必。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资金固然来源于银行存款,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存贷差较大,不会因为发行国债而影响民间贷款的需求量。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方向主要是基础设施,这些项目投资大,时间长,许多项目社会效益大大高于经济效益,有些甚至主要是社会效益,没有什么短期经济效益,民间资本对此不会有兴趣,何谈“挤出”。民间投资不畅,虽然有政策方面的原因,但根本原因是在目前经济形势下,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而它们的经济和技术水平又无力把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到国家急需的有利可图的进口替代项目上。在目前的形势下,积极的财政政策快速淡出,靠民间资本投资填补这个空缺,即使支持民间投资政策立刻出台,也是缓不济急。何况我国民间资本虽然已经有相当规模,但每个个体的经济实力毕竟有限,靠它们支持经济增长率持续处于7%以上的水平,显然是不现实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谈积极的财政政策快速“淡出”,必然会使经济增长迅速下滑,不论对短期还是长期的经济发展都是不利的,不仅不能解决财政风险,反而使潜在的风险立刻变成现实的风险。
现在看来,积极的财政政策近期还需要继续实行,但应当研究逐步减低力度和调整使用方向,使赤字水平逐步降低,把国债使用到加强社会保障和教育、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提高资本充足率、增加贴息贷款推进技术进步等方面。例如,加大国债投资资金中用于企业设备和技术改造的比例。要采取积极措施,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直接启动消费需求的力度。主要包括: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稳定和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预期,增加他们的购买能力;用财政支出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加强农村水、电、路和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农民扩大消费创造必要条件等等。
四、关于稳健的货币政策
这几年为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金融方面实施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对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增长起了积极的作用。稳健的货币政策实行以来,广义货币平稳增长,1998-2001年增幅基本控制在14%~15%,贷款在1998年和1999年分别增加1.1万亿元,2000年、2001年分别增加1.3万亿元;信贷结构有了大幅度调整,基础设施贷款、个人住房贷款、农业贷款比重提高到70%;发放再贷款支持关闭金融机构支付个人的债务和外债,保持了国内金融稳定和社会稳定;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稳定,外汇储备持续增加;基本实现了货币政策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最近几年公开市场操作已经成为货币政策日常操作的主要工具,实现了货币信贷的平稳增长和经济的平稳增长,这种同时出现的平稳增长在我国历史上是少见的。
在积极的财政政策逐步减少力度的同时,稳健的货币政策应当可以再积极一点。从可能性说,目前银行资金比较充裕,居民存款余额已经高达8万亿元以上,利率水平较低,不存在通货膨胀压力,这些都有利于增加贷款来支持经济发展。从需要上说,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县域经济、农村和农民迫切需要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但由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巨额不良贷款的压力下,在处理防范金融风险和支持经济发展的关系上,重视防范风险而对支持发展相对显得不足。2001年我们有些同志专门对货币政策的成就和问题作过一次调查,发现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中,与1997年相比,短期贷款比重下降,中长期贷款比重上升;在中长期贷款增量中,技术改造贷款比重大大萎缩,基本建设贷款增长迅速。同时,信贷资金向大城市、大企业过度倾斜,中小企业、县域经济、乡镇企业和农户融资困难。此外,为了减少不良贷款,防范金融风险,现行的贷款制度要求的企业贷款条件基本上要符合“三a”标准,现行的防范金融风险的做法基本上采取的是终身责任制,加上国有商业银行有防范风险的明确目标而没有明确的利润目标,形成贷款风险约束和激励机制不配套,导致基层组织宁可不增加贷款甚至不贷款也不愿意承担风险。这进一步导致银行存贷比下降,存贷差扩大,特别是县支行存贷比急剧下降。当然,由于债券市场、票据市场、同业拆借市场、回购市场的发展,商业银行资产逐渐多元化,其存贷差扩大是必然趋势。国外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存贷比一般不超过50%,而我国目前仍超过70%,今后还会进一步下降。但是我国银行资产多元化有一个过程。银行存贷差年年大幅度扩大,2000年1万多亿元,2001年2万多亿元,2002年已经达到3万多亿元,占存款比例超过了20%。特别是县域经济范围内普遍出现存贷比过低的情况(目前一部分县国有银行当年新增存贷比甚至低于10%),这在一个劳动力充裕、资本相对紧缺的国家里,特别是对急需金融支持的农村和县域经济来说,将如此巨大的资本闲置和资金外流,无论如何是不正常的。
防范金融风险当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防范和消除金融风险,根本上说还得靠经济的发展。金融政策应当更多地关心如何促进经济的发展问题。当前特别要考虑加强对中小企业和农民的信贷支持力度,适当放松抵押贷款的条件和贷款利率浮动幅度。为了解决商业银行贷款过度向大城市、大企业倾斜,商业银行应当建立灵活、有效的授信管理体系,建立约束和激励相对称的信贷考核机制。要研究、探讨设立地方区域性金融机构的可行性,完善专门为中小企业和县域经济服务的县级金融机构。特别是如何运用金融机构支持县域经济和农村经济发展,是涉及培育和扩大内需的重大问题。目前县域和农村存款基本上没有用在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而通过商业银行、信用社、邮政储蓄等用到大城市和大企业,不仅没有供血,相反大量抽血。应当考虑在县级建立地方银行的问题。
稳健的金融政策积极一点,不是说要把它改变为扩张性的金融政策,而是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增加贷款总量。由于我国处在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之中,市场不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和规范,货币传导机制也没有它们健全,货币政策效应的滞后时间较长,不能完全套用西方关于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公式。
[摘要] 2002年下半年的经济增长不会像2001年那样呈逐季下降趋势,可能出现比较平稳的上升。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通货紧缩的趋势扩大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基本上还没有得到解决,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依然不足。在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同时,应研究选择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出的时间和力度,不能把积极的财政政策中期化和长期化。
[关键词] 经济增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一、关于今年的宏观经济走势
今年以来,由于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努力扩大内需,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国民经济出现了平稳发展的态势。一季度gdp增长7.6%,二季度达到8%,超过上年同期,上半年增长7.8%。一季度存在的财政收入增幅大幅度下降、企业经济效益下滑和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同比回落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上半年的经济增长有以下几个特点。
(1)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上半年投资增长21.5%,同比加快6.4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加快了国债项目的资金拨付,计划下达早,力度大。此外,地方配套资金到位也较好。同时,利率的降低减轻了企业的借贷成本,企业贷款有所增加。房地产市场持续升温,增幅比上年同期加速10.2个百分点。利用外资数量增加,上半年实际利用外资增幅12.4%。
(2)外贸出口增速高于预期。上半年出口增长14.1%,比上年同期提高5.4个百分点。其中一般贸易增长12.5%,加工贸易增长15.0%,分别加快4.6个百分点和5.6个百分点。进口增长10.4%,减慢3.7个百分点。贸易顺差为13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4亿美元,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扩大。出口增加的原因主要是美元贬值和入世提供的机遇。美元贬值客观上导致人民币的贬值,促进出口增长;入世改善了出口环境,配额额度有所增加,非关税障碍得到部分消除。
(3)工业生产增速逐步加快。3月份工业生产增速开始加快,4月和5月增速已超过上年同期水平。上半年工业生产增幅达11.7%,明显高于2001年9.9%和2002年年初预计10%的水平。上半年工业增长的特点是,轻重工业保持同步增长,各种经济类型的增长都有所加快,大部分地区增速超过平均水平,供给结构进一步优化。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是拉动工业生产快速增长的主要力量。而工业生产快速增长又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
(4)经济运行质量逐步提高。前5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增长12.3%,与生产基本保持同步,产品销售率、经济效益指数、流动资产周转率都得到提高,而产成品库存增幅和应收账款增幅都有所回落,表明工业产销两旺,质量提高。受石油、钢铁等产品价格影响,一季度工业实现利润下降的局面已得到缓解,前5个月实现利润上升2.8%。
(5)国内市场销售稳定增长。上半年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6%,虽然回落1.7个百分点,但剔除物价因素增速仍然在10%左右。消费品零售总额,城市增长9.7%,回落1.9个百分点;农村增长6.7%,回落1.4个百分点。住房、汽车、旅游等新兴消费领域持续升温,新一轮消费热点正在形成。
从上半年的情况看,虽然我们面临世界性经济不确定的因素和进入世贸组织初期必然面临的挑战大于机遇的情况,但只要做好工作,今年完成预期7%的经济增长目标,甚至超过预期目标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从决定增长的投资、消费和出口来说,具备平稳增长的可能。
(1)从投资看。一方面今年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1500亿元国债;另一方面,由于已经加入世贸组织,,遵循法制统一、非歧视和公开透明的原则,对与世贸规则和我国对外承诺不一致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进行了清理。现在全国性的相应法规、规章的清理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政府各部门正在加快转变职能和工作方式,提高效率,依法行政,学会按国际通行规则做好管理和服务工作。今年年初,我国政府公布了修订后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新《目录》中增加了鼓励类,减少了限制类,将一般工业产品划入允许类。新《目录》放宽了外商投资的股份比例限制,鼓励外商投资西部地区,通过竞争促进产业、产品结构升级。这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加上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良好预期和对未来我国广阔市场的期待,外资对我国的投资前景看好,投资积极性高涨,实际利用外资将会有较快增长。目前全球500强企业中到中国投资的企业已经超过400家。利用外资的增加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有力地带动了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同时,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的资金相对比较充足,加上2001年下半年以来股市低迷,企业资金流向资本市场的比例有所降低,而投向实业领域的资金有所增加。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企事业单位自有资金增长了28.8%,表明企业对实业领域的投资比前两年有所重视,开始注重企业的中长期发展。房地产投资由于国家规范住房交易手续费得到新的推动。因此,投资将保持较快增长,至少增幅不会低于2001年,应当比2001年有所提高。
(2)从消费看。一方面今年国家十分重视提高人民收入水平,特别是广大农民和城市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强调必须实现“两个确保”,对“低保”要求做到“应保尽保”,提高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另一方面住房、汽车、通信器材和旅游等消费呈现增长势头,预计2002年消费增长率将不低于或者略高于2001年。
(3)从出口看。原来比较担心出口增幅下降,现在看来,虽然由于国际经济动向的不确定性而难以预料,但由于我国加大了出口退税力度,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开始见效而日见成效。再加上世界经济总体上转暖,外商投资企业的增加,因此,出口增长估计高于上年水平。
根据以上分析,2002年下半年的经济增长不会像2001年那样呈逐季下降趋势,而可能比较平稳上升。从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信息中心近期发表的研究预测报告看,也一致看好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走势。国内这两家研究机构预测今年增长率为7.4%-7.5%,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预测为7.0%,但都比它们2001年秋季报告的预测值调高了0.2个百分点。
二、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几个突出问题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的看到,现在这种增长基础的并不稳固,通货紧缩的趋势加大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基本上还没有得到解决,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依然不足,它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我们过去长期处于短缺经济和由投资膨胀或投资、消费双膨胀导致的经济过热的环境下,对处理和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比较有经验。现在,我国经济增长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主要受供给约束,而是进入结构性的供过于求的时期,主要受市场需求约束。最终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制约或拉动作用越来越重要。,还远没有完善,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一些体制性紧缩因素,出现了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问题,处理和解决这个问题缺乏经验,难度比较大,需要有一个积累经验的过程。
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
1.有效需求不足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物价水平持续低迷,通货紧缩压力依然存在。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总水平同比下降0.8%,自2001年11月以来已有8个月物价水平下降或持平。生产资料价格ppi如原材料、燃料和动力购进价格降低了3.9%,从2001年6月以来已连续12个月下降。工业品出厂价格降低3.4%,从2001年4月以来已经连续15个月下降。这表明国内市场供大于求的格局没有改变。据统计600种主要商品中86.3%供大于求,比2001年上半年上升3.4个百分点,只有13.7%的商品供求基本平衡,比2001年下半年下降3.4个百分点,没有供不应求的。物价水平持续低迷不仅影响企业效益,抑制投资扩大,而且影响居民收入预期,抑制消费增长。
物价下降原因之一是入世造成的影响。2002年元旦起5000多种商品关税下调,部分商品进口限制取消,竞争加剧使国内市场价格偏高的商品直接受到冲击,同时国际市场价格处于近年来较低水平,入世必然导致物价下降。此外,技术进步也会影响价格,如家用电器价格因技术进步而降价。企业竞争加剧,技术改造加强,外商直接投资增加,都会加速技术进步,促使价格下降。
物价低迷的根本原因是需求增长的结构性矛盾没有根本改善。从投资需求看,民间投资始终没有有效地启动,由于投资领域的限制,融资渠道的不畅,价格低迷缺乏有利可图的回报等,民间投资增长缓慢。此外全社会更新改造项目减少,投资增幅大幅下降也影响投资增长。上半年更新改造投资增长16.1%,同比回落10.8个百分点。
从真正意义上的作为最终需求的消费需求看,因收入预期不高和支出预期较高,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特别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需求增速减缓。从消费看,城镇居民2001年人均消费增长约8.58%左右,快于gdp的增长,考虑到城镇人口增长因素,2001年城镇居民消费增长13.3%左右,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而2001年的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率仅为4.28%,考虑到人口增长因素,农民消费增长4.2%左右,大大低于gdp的增长率,也大大低于2000年农民实际人均消费7.3%的增长率,比2000年下降了3.1个百分点,导致2001年我国gdp增长率下降约0.6个百分点。所以,农民消费增长缓慢是2001年我国gdp下滑的主要原因。收入差距扩大直接制约消费增长。2001年占总人口62%的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仅占全社会消费支出的34.7%,比1997年的47.5%降低了12.8个百分点。在收入增长的同时消费需求提高不大,而储蓄却大幅增加。上半年居民储蓄余额突破8万亿元,全国居民储蓄存款增加8034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2711亿元,同比增长17.6%,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但农村储蓄前5个月仅增加960亿元,仅多增248亿元,增加额占全国的比重从上年的17.4%下降到14.3%。目前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仅为60%左右,低于最近10年世界平均消费率78%~79%的水平,清楚地表明最终需求不活跃,特别是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和农村消费不活跃。
2.就业矛盾日益突出,就业形势异常严峻。长期以来我国依靠经济扩张带动就业,但是就业增长系数,即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能带来的就业增长率已经持续下降,从20世纪80年代的平均0.32下降到90年代的平均0.1左右。80年代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增加300万个就业岗位,90年代下降为80万个。2001年底,中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681万人,登记失业率为3.6%,比2000年年末上升0.5个百分点。而这还不是真实的失业率。今年7%的增长率所能增加的就业岗位力争达到800万个,但与1200万新增劳动力的就业要求差距较大。而且还有其他方面的就业要求。例如,1998?2001的四年间,全国国有企业累计下岗职工2550万人,非国有企业下岗职工200多万人。其中1700多万人实现了再就业,500多万人通过企业内部退休等方式得到安置。目前还有515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同时,再就业率逐年下降。1998年为50%,1999年为45%,2000年为36%,2001年为30%。下岗3年以上的占51%,失业1年以上的占50%。1998年高校扩招的毕业生将在今年毕业,几十万人要求就业。预计2002年新增就业人口加上现有失业和下岗人员,劳动力供给总量将超过2000万人,城镇劳动力供求矛盾十分突出。加上世界经济增幅放缓,国内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深化改革,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再加上加入wto对产业特别是农业的冲击,农村富裕劳动力需要向城镇转移等,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还有一个问题是就业方面劳动力结构矛盾日趋突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明显下降,农业、制造业等部门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科学技术含量的增长,不仅不吸纳甚至还要释放一部分劳动力。第三产业中的传统服务业在一些地方实际已处于饱和状态,吸引劳动力就业能力也有下降趋势,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保险、电信等行业,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较高,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入的。这样,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低素质劳动力过剩和高素质人才短缺的矛盾同时并存,这在短期内还难以有效缓解。
3.入世冲击开始显现,贸易摩擦不断增多。2002年上半年尿素、食糖、小麦等原来进口限制较严的产品虽然仍然实行配额管理,但由于国外产品的价格、质量优势,这些产品进口大量增加;钢材因关税税率下调和取消配额管理,在上年同期进口较高的基础上,2002年前5个月又增长了33%,并且还有大量订单等待进口。进口增势迅猛,特别是小麦、化肥、钢铁、食糖等产品进口迅速增加,不仅影响我国贸易顺差,而且对我国相关产业造成严重冲击。同时国外保护主义抬头,应用反倾销和强化技术与环保标准对我出口产品设置障碍。2002年以来国外提出的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立案调查已经达到23起,涉及7亿美元;欧盟禁止我动物源性商品出口,仅此一项影响我国出口7亿美元。
因此,在保持谨慎乐观的同时,需要研究如何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宏观经济政策,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和促进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培育和扩大内需,调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内在潜力,促进中国经济早日走上快速、健康发展的道路。
三、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
从1998年开始我国一直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从1998年到2001年四年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5100亿元,带动地方、部门、企业配套资金和银行贷款等投资总规模近3万亿元。通过国债项目的建设,办成了许多多年想办而限于财力未办的、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对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作为一项应急性的短期政策措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确实对国民经济保持适度快速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1998年以来增发国债分别拉动经济增长1.38、1.44、1.81和1.66个百分点。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条件下,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平稳增长态势,积极财政政策功不可没。
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实行四年了,是否还要继续,是否应当淡出,对这个问题目前有几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短期政策,可以中期化甚至长期化;另一种意见主张应当快速淡出;而比较多的同志主张逐步淡出,即目前不能轻言淡出,但要看到这项政策存在的各种各样的消极效应和可能带来的风险,所以应当相机淡出,要研究选择淡出的时间和力度。我同意这种意见。
在肯定积极的财政政策作用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仅仅依靠国债的投资拉动,毕竟不是长久之计。目前国债余额18706亿元,超过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已经占gdp的18.1%,赤字3098亿元,占gdp的3%。有些同志认为,目前我国国债比重距国际公认的警戒线60%很远,还有很大的发债空间。对所谓国际公认的警戒线问题,我认为能否把它作为国债规模的临界点,值得研究。所谓国债警戒线即政府债务占gdp60%这一说法,引用的是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中的规定。但《马约》确定的上述标准并不是根据科学的经济理论和计算公式计算出来的,而是依据欧盟国家建立欧元体系时,德、法等国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分别占gdp比重的现实状况作为标准的。这个标准的关键意义和目的不是30%和60%的数字本身,而是为了使加入欧元体的成员国都要将财政赤字和债务控制在大致相同的水平之下,以利于欧元体成员国之间在利率和汇率上的协调,使欧元得以通行。它们也没有认为超过这个标准就一定会出问题。事实上1998年oecd中意大利、比利时、希腊等国的政府债务都超过gdp的100%,日本、加拿大接近100%。所以,是否会出现财政风险,不能以是否超过60%为标准。不能以距这个标准的远近来衡量是否存在问题,而要具体分析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
在谈到财政风险问题,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我国财政的特点。除国家债务和财政赤字外,还要考虑到我国的巨大隐形债务,也叫或有债务,包括巨额的不良贷款、社会保障基金的欠账、县乡欠账、企业虚盈实亏等,这些方面的数量不在少数。
以县乡欠款为例,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以来,全国县乡财政收入由1994年的967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636亿元,年均增长18.2%。财政支出由1703亿元增加到4199亿元,年均增长16.2%。但发展不平衡,区域间差距扩大,不少县乡财政异常困难,连工资都发不出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使财政保障能力下降。由于农业增收缓慢,乡镇企业面临市场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对环境、资源、安全等方面的要求,使县乡财政收入增长受到制约。“九五”与“八五”相比,全国乡镇企业工业增加值由年均增长42.5%下降到13.1%,吸纳农业富裕劳动力由年均增长719.2万人下降到年均减少30万人。二是县乡机构膨胀,供养人口增长过快。1993?2000年县的乡镇机构平均从18个增加到24个,财政供养人员大幅度增加,1994?2000年从2251万人增加到2959万人,增加了708万人,仅此一项一年要增加1000多亿元的开支。三是地方政府行为不规范,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上级要求的达标项目繁多,以及地方金融机构经营不善形成的风险,如农村合作基金会、光彩基金会、互助促进会和股金服务部等出现的问题最后都由财政“兜底”。所有这些都造成县乡政府债务沉重。
再如不良贷款问题,这主要不是银行经营不善造成的,而是政策性原因造成的。如拨改贷使国有企业没有资本金,没有流动资金,名为国有资本,但资本所有者不出铺底资金,由企业自己向银行贷款,一个时期内贷款利息还很高。又如银行为支持和配合国家产业政策调整,帮助困难国有企业扭亏解困,妥善安置国有企业职工,保持社会稳定,发放煤炭三产贷款、三角债清欠贷款、安定团结的基本生活费贷款等等。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截止到2000年底,累计发放各类特定贷款即政策性贷款3039亿元,其中本金2338.04亿元,欠息701亿元。在以上本金中,不良贷款占了近70%,并且大都属于深度恶化的贷款,它们约占2001年不良贷款的23.7%。
所有这些或有债务,应当说存在不小的风险。
2.我国财政在gdp中的比重远低于其他国家。我国财政工作尽管几年来一直在努力提高两个比重,即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和中央财政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但迄今为止财政收入也仅占gdp比重的17%左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40%左右的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25%左右的平均水平。
3.我们还应当看到,我国财政承担的任务和群众对政府财政支出的要求,大大高于其他国家。,,不仅要保证国家行政的开支,而且要承担各种本来不需要国家财政承担的任务,。许多本来是企业行为的事情,甚至本来是民间行为,出了问题都需要政府来“兜底”。
因此,考虑财政风险问题不能简单看债务余额和赤字占gdp的比重,而要全面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得失。此外,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效益也呈逐步递减的趋势,项目储备也越来越少。所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也不宜成为我国中期乃至长期的宏观经济政策。
但是快速淡出,目前也不具备条件。因为缺乏替代积极财政政策退出后促进经济增长的力量。由于就业形势严峻,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不乐观,消费行为比较谨慎。增加农民收入缺乏过硬办法,农民还面临加入wto的挑战,农产品的价格受到冲击,扩大农村消费难度很大。因此靠较大幅度提高消费需求来取代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近期不太现实。再从投资拉动方面看,当然以扩大企业自身的投资为好,问题在于有没有这种可能。有些同志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挤出”效应,影响民间投资的发展,我认为未必。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资金固然来源于银行存款,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存贷差较大,不会因为发行国债而影响民间贷款的需求量。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方向主要是基础设施,这些项目投资大,时间长,许多项目社会效益大大高于经济效益,有些甚至主要是社会效益,没有什么短期经济效益,民间资本对此不会有兴趣,何谈“挤出”。民间投资不畅,虽然有政策方面的原因,但根本原因是在目前经济形势下,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而它们的经济和技术水平又无力把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到国家急需的有利可图的进口替代项目上。在目前的形势下,积极的财政政策快速淡出,靠民间资本投资填补这个空缺,即使支持民间投资政策立刻出台,也是缓不济急。何况我国民间资本虽然已经有相当规模,但每个个体的经济实力毕竟有限,靠它们支持经济增长率持续处于7%以上的水平,显然是不现实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谈积极的财政政策快速“淡出”,必然会使经济增长迅速下滑,不论对短期还是长期的经济发展都是不利的,不仅不能解决财政风险,反而使潜在的风险立刻变成现实的风险。
现在看来,积极的财政政策近期还需要继续实行,但应当研究逐步减低力度和调整使用方向,使赤字水平逐步降低,把国债使用到加强社会保障和教育、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提高资本充足率、增加贴息贷款推进技术进步等方面。例如,加大国债投资资金中用于企业设备和技术改造的比例。要采取积极措施,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直接启动消费需求的力度。主要包括: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稳定和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预期,增加他们的购买能力;用财政支出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加强农村水、电、路和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农民扩大消费创造必要条件等等。
四、关于稳健的货币政策
这几年为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金融方面实施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对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增长起了积极的作用。稳健的货币政策实行以来,广义货币平稳增长,1998-2001年增幅基本控制在14%~15%,贷款在1998年和1999年分别增加1.1万亿元,2000年、2001年分别增加1.3万亿元;信贷结构有了大幅度调整,基础设施贷款、个人住房贷款、农业贷款比重提高到70%;发放再贷款支持关闭金融机构支付个人的债务和外债,保持了国内金融稳定和社会稳定;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稳定,外汇储备持续增加;基本实现了货币政策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最近几年公开市场操作已经成为货币政策日常操作的主要工具,实现了货币信贷的平稳增长和经济的平稳增长,这种同时出现的平稳增长在我国历史上是少见的。
在积极的财政政策逐步减少力度的同时,稳健的货币政策应当可以再积极一点。从可能性说,目前银行资金比较充裕,居民存款余额已经高达8万亿元以上,利率水平较低,不存在通货膨胀压力,这些都有利于增加贷款来支持经济发展。从需要上说,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县域经济、农村和农民迫切需要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但由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巨额不良贷款的压力下,在处理防范金融风险和支持经济发展的关系上,重视防范风险而对支持发展相对显得不足。2001年我们有些同志专门对货币政策的成就和问题作过一次调查,发现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中,与1997年相比,短期贷款比重下降,中长期贷款比重上升;在中长期贷款增量中,技术改造贷款比重大大萎缩,基本建设贷款增长迅速。同时,信贷资金向大城市、大企业过度倾斜,中小企业、县域经济、乡镇企业和农户融资困难。此外,为了减少不良贷款,防范金融风险,现行的贷款制度要求的企业贷款条件基本上要符合“三a”标准,现行的防范金融风险的做法基本上采取的是终身责任制,加上国有商业银行有防范风险的明确目标而没有明确的利润目标,形成贷款风险约束和激励机制不配套,导致基层组织宁可不增加贷款甚至不贷款也不愿意承担风险。这进一步导致银行存贷比下降,存贷差扩大,特别是县支行存贷比急剧下降。当然,由于债券市场、票据市场、同业拆借市场、回购市场的发展,商业银行资产逐渐多元化,其存贷差扩大是必然趋势。国外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存贷比一般不超过50%,而我国目前仍超过70%,今后还会进一步下降。但是我国银行资产多元化有一个过程。银行存贷差年年大幅度扩大,2000年1万多亿元,2001年2万多亿元,2002年已经达到3万多亿元,占存款比例超过了20%。特别是县域经济范围内普遍出现存贷比过低的情况(目前一部分县国有银行当年新增存贷比甚至低于10%),这在一个劳动力充裕、资本相对紧缺的国家里,特别是对急需金融支持的农村和县域经济来说,将如此巨大的资本闲置和资金外流,无论如何是不正常的。
防范金融风险当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防范和消除金融风险,根本上说还得靠经济的发展。金融政策应当更多地关心如何促进经济的发展问题。当前特别要考虑加强对中小企业和农民的信贷支持力度,适当放松抵押贷款的条件和贷款利率浮动幅度。为了解决商业银行贷款过度向大城市、大企业倾斜,商业银行应当建立灵活、有效的授信管理体系,建立约束和激励相对称的信贷考核机制。要研究、探讨设立地方区域性金融机构的可行性,完善专门为中小企业和县域经济服务的县级金融机构。特别是如何运用金融机构支持县域经济和农村经济发展,是涉及培育和扩大内需的重大问题。目前县域和农村存款基本上没有用在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而通过商业银行、信用社、邮政储蓄等用到大城市和大企业,不仅没有供血,相反大量抽血。应当考虑在县级建立地方银行的问题。
稳健的金融政策积极一点,不是说要把它改变为扩张性的金融政策,而是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增加贷款总量。由于我国处在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之中,市场不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和规范,货币传导机制也没有它们健全,货币政策效应的滞后时间较长,不能完全套用西方关于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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