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信托为何败走麦城

专利信托为何败走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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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3-3-31 9:15:01 来源：中国信托网 病中的张家驹在他那凌乱的居室内接受本报记者采访。作为当年轰动一时的金融创新产品“专利信托”的设计者和主要操作者，在该产品于2002年11月底正式被他服务的武汉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枪毙之后，张本人亦将被武国投辞退。

　　专利信托解决全国难题？
　　专利信托这个产品的设计来源于1999年底张家驹看报纸时的灵机一动，当时武汉晚报的报道中提到，“武汉作为全国专利大市，专利成果转化率不足5％，而且许多专利持有人甚至连专利维持年费都交不起，因此呼吁社会来认领其专利。”
　　其实这并非武汉独有的问题，在全中国，专利成果的转化率也绝不会超过10％，而且科技成果产业化十分困难也成了制约国内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瓶颈。与此同时，中国企业研发能力严重不足，产品和技术创新是中国企业普遍的短板，两头难是因为中间环节没有市场化。张家驹认为信托业可起这个作用。
　　2000年1月13日，张家驹将自己提出的“专利信托方案设计框架”提交给了公司领导。依据张的设计，专利权人可将其专利委托给信托公司，在合约期限内，信托公司替专利所有人打理有关专利权的相关事宜，并为其寻找买家，专利转让后的收益由专利权人和信托公司分享，与此同时，信托公司将自己预期所得的专利收益权分割为若干个信托单位——风险受益权证，向风险投资人出售。时任武汉国投总经理的李群元觉得可行，2000年4月，武国投在内部成立信托部，将专利信托纳入公司和信托部业务创新的重点工作。在2000年武汉国投年终工作总结中，专利信托作为重大创新，武国投的几位经理因此受到上级公司武汉正信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表彰，而主要运作者张家驹却在武汉国投业务发展总部员工年度考核中排名末位。
　　武国投的信托部共有一个经理三个兵，张是三个兵之一。四个人负责三个项目，专利信托业务由一位刚从大学出来的农业经济博士来领导，具体业务则由张来具体操作，然而武国投相关领导一开始就说得很明白：要钱没有，只有一块招牌可以用。于是，张家驹运用投资银行的操作方式展开腾挪手段。他将武汉晚报社和武汉市专利局两个单位拉进来，与武国投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共同来操作专利信托项目。前者可用的资源是对项目的宣传推广，后者则可以在专利相关问题上提供大量帮助，包括到北京国家专利局做相关工作。
　　从2000年6月到9月，张从1990年以来武汉市产生的专利项目中初选2000个，再从中进行重点走访，最终确定第一批参与专利信托的项目为8项。2000年10月25日，武汉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宣布“专利信托”在汉诞生。

　　首个项目两年不果
　　在第一批8个项目中，武国投最为看好的是由湖北省电力局高工郁百超发明的“无逆变器不间断电源专利。”张家驹想把这个项目做成专利信托的“试金石”，如果这个项目一举成功，专利信托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支持。但是得不到武国投对专利信托创新金融品种形成模式而必须的资金投入，就注定了专利信托项目从一开始就不可能顺利进行。
　　对专利项目的宣传推广力度显然不足，张只能试探性地向一些目标企业发出信函或电话征询，2000年11月到2001年3月，在联系的100多家企业里边，只有包括长虹、春兰、阿继电器、南京熊猫、东方电子、清华紫光、深圳华达等在内的10多家企业的技术部门对这项足以导致世界电源业重新洗牌的专利表示出兴趣，但是购买决策一般需要公司的领导层作出。张认为，说服他们的最好方法是在清华大学（专利认证单位）举行一个“UPS技术说明及推介会”。张甚至说服了清华方面免去场地等费用，把会议的费用压缩到了1万多元，但是武国投领导不愿承担这笔支出，而是建议这个会议放到武汉来开。
　　“那些企业对在武汉开没有任何兴趣，推介会就此流产。”在张的设计中，采用这种推介会的方式，可以形成众多买家竞争的局面，对专利成果转让的合理定价至关重要，此一环节的取消对此专利项目的套现增大了难度，因为只有阿继电器、凡科电子、深圳华达等3家对该专利保持兴趣，其中以深圳华达电子最为热切。2001年4月以后，武国投的工作重点就瞄准了华达一家。
　　华达电子是深圳蛇口一家专做UPS的中小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曾在国内市场上表现不错，但进入90年代末以后在传统UPS激烈的竞争中渐感吃紧，因此渴望获得郁的这项专利使产品升级换代。2001年5月到7月，武国投及专利人与华达电子展开了多轮谈判，最初谈判的焦点集中在转让价格上，武国投与郁百超原来的协议是转让费四六分成，国投得四成，而郁百超对转让费的底线是500万元。国投与华达就郁的500万达成了一致，因而武国投希望能以840万元的价格成交，而华达只能出到700万。
　　“事实上5月21日我们已在700万元转让费达成一致，但武国投迟迟不肯签约，事情起了反复。”华达电子董事长、总经理李仁国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而了解内情的郁百超告诉记者：因为9月在北京有个银行系统订货会，对UPS厂家很重要，华达急于谈下来，在9月之前拿出样品。国投知道这个情况，就想吊一吊华达，最好能谈到840万及得到其它更多的好处。
　　从6月到12月，双方进行了18轮谈判。事实上从9月以后，华达方面就不再急了，他们已知道并没有多少竞争者，而且武国投与专利权人的信托合约期限是2年，到2002年9月10日就到期，自己的筹码比武国投多，时间在华达这面。
　　华达方面提出双方先出资100万成立一个小公司来进行新产品的中试，华达占65％，国投与专利人方面占35％，但国投不愿意拿出30万元现金入股这个公司。症结之一是武国投总经理李群元就已对专利信托逐渐丧失了起码的耐心，他认为信托只是中介，为专利人牵线后拿中介费就是了，“不要跟他们纠缠那么多。如果企业没兴趣就说明专利信托没有前途，停掉算了。”
　　2001年12月武国投人事变动，李群元调离，原武汉国投党委书记李先德出任国投总经理，原武汉证券高管王振勇出任常务副总。在各方因素的影响下，武国投和深圳华达双方就成立公司进行中试等一系列协议条款达成一致，2002年8月，双方拟草签合约时，武国投发现华达方面在合同条款中增加了一条：在产品中试通过后，进行规模生产时，武国投方面帮助融资1000万－1500万元。因此，武国投有关领导一怒之下，便决定不干了。
　　李仁国否认深圳华达是变相提高要价以扔开武国投。“我们并不希望甩掉国投直接跟专利权人合作。”李仁国对记者说。
　　在2002年9月10日专利信托合约到期前，华达方面再次跟国投方面联络，国投仍无兴趣。郁百超告诉记者，“由于国投内部原因，武国投对专利信托项目已没有兴趣，在9月之前，我告诉他们自己愿意续约一年，国投负责人直接回答我说，‘我们不搞了。’”
　　2002年12月20日，武国投致函武汉市知识产权局（原专利局），表明武国投决定停止专利信托业务。12月31日，华达电子与郁百超个人签订合同，专利作价500万元。

　　专利信托有没有出路？
　　专利信托在武汉的昙花一现，到底是其存在缺乏合理性，还是操作不当致使流产？它到底能否为中国的技术成果产业化作出贡献？这是业内值得探讨的东西。
　　与国投艰苦谈判了两年的深圳华达董事长李仁国则对专利信托的夭折甚感惋惜：“这个产品创新项目如果开了个好头，对武汉国投将来会有深远的意义，如果全国50家信托公司都搞起来，全国所有的专利都能进入市场，形成推广网络的话，全国专利的转化率将大大提高。张的设计思想比较超前，也许在深圳可以搞成，但在内地做这个事会受到许多约束，张家驹的失败折射出许多问题。”李仁国说，“如果别的信托公司还想做这个事，应该还是可以做得起来。”
　　但是一位信托研究专家不以为然：“国内信托业仍未从迷茫中醒转过来，它们仍不知道自己的正业是什么，不知道自己怎样可以活得更好。而过去信托业混乱导致的沉重资产包袱使得他们已无实力做任何事情，更遑论产品创新。专利信托在武国投的夭折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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