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如何培养信托责任
发布时间：2019-08-30 03:04:15
全美只要是有规模的正规大学都有自己庞大的Endowment Fund（捐赠基金），资金主要来源于历年的校友，企业及社会个人捐赠。学校通常会把基金交给专业的基金公司托管，如俄亥俄大学的基金是交给著名的Wilshire托管。同时，和其他很多学校一样，俄亥俄大学也专门拿出一笔钱成立OUSEMG（Ohio University Student Equity Management Group, 俄亥俄大学学生证券管理组织），从商学院的金融和会计专业中选拔精英学生，进行资产管理的实践。
OUSEMG成立于2002年，成立时注册资金30万美元，定性为证券型基金（学校同时成立了债券学生管理基金），并禁止空头交易和衍生品交易，以规避风险。到2010年，所持资产升值与红利，加上新的资产注入，至今市值115万美元左右。我从今年1月进入至今已有半年。从见习分析师到升为分析师，我所学到的和见证的，更是对过去听郎咸平反复提起“信托责任”这四个字，有了深刻的体会。 我们基金的组织架构从上至下是首席分析师，分析师，见习分析师。一名首席分析师带领几名分析师专注某几个领域，每个月至少推荐3只个股，并提交详细的研究报告。同时从分析师中选拔成员进入董事会，对推荐的个股进行评定和投票，以决定是否购买。董事会成员不得同时兼任首席分析师，这样就可以避免同一个人掌握分析和决策的权力，并实现互相监督。每周日晚上开例会时，所有人都是西装领带与会，因为总是要上台做报告。会议内容包括一周重要经济事件回顾，所持上市公司信息跟踪，以及其股价表现总结，最后是做近期关注股票的研究分析报告。由于每个人都有任务，因此准备这样一次会议，总是要占用很多时间来做材料，并反复修改。是记得今年春天基金举行年度晚宴时，几个从华尔街回来的校友问我们：“告诉我，你们如何展开你们的工作？”几名首席分析师反复回答：“我们一直在很认真地对待这份事业。” 表面看，就如一个普通的学生组织，非盈利、无报酬，无论买的股票为基金带来多大的回报，持有期间获得多少分红，都是属于学校的。其他不用说，光是逾100万美元的资产交给学生去管理，在中国就已经几乎无法想象了。并不是中国商学院的学生不如美国学生聪明，而是从捐赠人到校方到基层教师，都不可能对几个20岁出头的学生有如此的大的信任。而中国人本身根深蒂固的思想难道不会在学生自身体现？“自己的东西要好好去做，公家的东西好坏和我没关系。如果基金市值升水，凭什么我管理人一份好处也拿不到？”直到今年6月，多名首席分析师和董事会全部成员都是大四毕业学生，几乎所有人都坚持到毕业的一天才全部移交自己的工作。好几个人一边复习CFA（证券分析师）考试，一边坚持参加组织的工作。如果说之前把基金做好还可以说是为找工作增加砝码时，那么这个时候他们都已经工作去向明确，纯粹是为了心中的那份“信托责任”而发挥余热了。 信任，在成为金融体系的灵魂后，就同时成为了构建市场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金融本身不能造富，滥发货币和过度创新会引来灾难。但实体经济的发展却离不开金融产业链的完善，因此需要金融行业和实体经济的“互相信任”。几天前和国内一位制造业的民企老板聊天，说到美国中小企业都将自己员工的养老基金和企业年金做tender offer（投标），交给专业的私募或者财富管理机构进行保值和升值，并给付一定的佣金。这个民企老板表示诧异：要我把钱交给你，我凭什么相信你会用心帮我管理？ 同样是几天前刚结束的全球CFA考试，我们问金融系的系主任Dr.Stowe（他为CFA考试机构编写教材），明明全世界不可能在同一时间考试，但你们偏偏用同一张试卷，新加坡的考生给多伦多的考生漏题怎么办？Dr.Stowe的回答很简单：我们相信你们能遵守这些最起码的职业操守。这是一个刚刚步入金融领域的人得到的第一份信任，你准备毁掉它吗？
OUSEMG成立于2002年，成立时注册资金30万美元，定性为证券型基金（学校同时成立了债券学生管理基金），并禁止空头交易和衍生品交易，以规避风险。到2010年，所持资产升值与红利，加上新的资产注入，至今市值115万美元左右。我从今年1月进入至今已有半年。从见习分析师到升为分析师，我所学到的和见证的，更是对过去听郎咸平反复提起“信托责任”这四个字，有了深刻的体会。 我们基金的组织架构从上至下是首席分析师，分析师，见习分析师。一名首席分析师带领几名分析师专注某几个领域，每个月至少推荐3只个股，并提交详细的研究报告。同时从分析师中选拔成员进入董事会，对推荐的个股进行评定和投票，以决定是否购买。董事会成员不得同时兼任首席分析师，这样就可以避免同一个人掌握分析和决策的权力，并实现互相监督。每周日晚上开例会时，所有人都是西装领带与会，因为总是要上台做报告。会议内容包括一周重要经济事件回顾，所持上市公司信息跟踪，以及其股价表现总结，最后是做近期关注股票的研究分析报告。由于每个人都有任务，因此准备这样一次会议，总是要占用很多时间来做材料，并反复修改。是记得今年春天基金举行年度晚宴时，几个从华尔街回来的校友问我们：“告诉我，你们如何展开你们的工作？”几名首席分析师反复回答：“我们一直在很认真地对待这份事业。” 表面看，就如一个普通的学生组织，非盈利、无报酬，无论买的股票为基金带来多大的回报，持有期间获得多少分红，都是属于学校的。其他不用说，光是逾100万美元的资产交给学生去管理，在中国就已经几乎无法想象了。并不是中国商学院的学生不如美国学生聪明，而是从捐赠人到校方到基层教师，都不可能对几个20岁出头的学生有如此的大的信任。而中国人本身根深蒂固的思想难道不会在学生自身体现？“自己的东西要好好去做，公家的东西好坏和我没关系。如果基金市值升水，凭什么我管理人一份好处也拿不到？”直到今年6月，多名首席分析师和董事会全部成员都是大四毕业学生，几乎所有人都坚持到毕业的一天才全部移交自己的工作。好几个人一边复习CFA（证券分析师）考试，一边坚持参加组织的工作。如果说之前把基金做好还可以说是为找工作增加砝码时，那么这个时候他们都已经工作去向明确，纯粹是为了心中的那份“信托责任”而发挥余热了。 信任，在成为金融体系的灵魂后，就同时成为了构建市场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金融本身不能造富，滥发货币和过度创新会引来灾难。但实体经济的发展却离不开金融产业链的完善，因此需要金融行业和实体经济的“互相信任”。几天前和国内一位制造业的民企老板聊天，说到美国中小企业都将自己员工的养老基金和企业年金做tender offer（投标），交给专业的私募或者财富管理机构进行保值和升值，并给付一定的佣金。这个民企老板表示诧异：要我把钱交给你，我凭什么相信你会用心帮我管理？ 同样是几天前刚结束的全球CFA考试，我们问金融系的系主任Dr.Stowe（他为CFA考试机构编写教材），明明全世界不可能在同一时间考试，但你们偏偏用同一张试卷，新加坡的考生给多伦多的考生漏题怎么办？Dr.Stowe的回答很简单：我们相信你们能遵守这些最起码的职业操守。这是一个刚刚步入金融领域的人得到的第一份信任，你准备毁掉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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