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是现实主义电影现代化的标志性成果

　　新华网北京７月２９日专电（记者白瀛、李伟）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近日对正在上映的电影《唐山大地震》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唐山大地震》是中国现实主义电影走向现代化过程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其焕发出的意义，已经大于影片本身，给中国电影带来普遍启示。

　　高度尊重生活流程的真实性

　　张宏森说，长期以来，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创作，强调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倚仗着“典型概括”能力，更多地从共性和普遍性出发，对生活进行着抽象的“提炼”，于是一个人和所有人失去了界限，心与心之间也没有了差异。但是现代文艺更加强调时空的流程性以及生活的真实性、微妙性和丰富性，《唐山大地震》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它虽然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高度尊重了生活流程的真实性，也普遍尊重了人们心理和情感的真实性，从而建立了现实主义叙述的合理性。

　　他举例说，影片没有刻意把李元妮书写成一个大写的人，她除了履行一个母亲的责任和心理过程外，没有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却反而显得更加伟大；比如方登的养父母并不是高大全的形象，养母会为非亲生女儿慢慢长大后和养父之间的情感交流产生嫉妒，这在过去中国电影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比如方登由于背负着巨大心灵创伤，对爱的渴望有极端性，因此她和陆毅扮演的师兄感情迅速升温，乃至放弃学业生孩子。

“如果我们把方登这样一个背负着特殊心理债务的主人公，设计成一个中规中矩的、而不是出现极端化行为的人，她可能就违背了真实性原则。所以说她的行为可能在一般的伦理当中是非常的，但是在电影中，所有的观众都认为是正常的。”张宏森说，过去中国电影过多强调了人的社会属性，而忽略了人性的东西。

　　从群体形象进入个体形象

张宏森说，就唐山大地震这一灾难性历史事件而言，很容易陷入这样的叙述圈套：，阐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但《唐山大地震》回避了这种模式，把灾难和事件的承受者具体到一个家庭，具体到母女关系这样一个看似窄小的立足点上，选择了个体心灵的“余震”和特殊亲情的重建，在世俗生活的灾难承受中，渗透出多层面的人文价值。

　　“在一场历史性大灾难面前，《唐山大地震》敢于从群体形象进入到个体形象的书写，从大事件中叱咤风云的英雄进入到其中苦难命运的普通承受者，这种关注生命个体，书写命运的承受者和创造者，是一个强有力的视觉转移，也是一种对艺术规律的尊重。”

　　张宏森说，之前中国电影的宏大叙事，很难有这种带有冒险意义的选择，往往担心如此选择，会遮蔽住蕴藏其中的社会历史力量。“在这样一个灾难性的历史事件之下，是面向集体还是面向个体，是面对社会性群体行动，还是面对人心在承受中的艰难历程，是传统观念和现代意识的根本区别。”

　　影片中，女儿在残缺和偏执的等待中自我沉淀，母亲为了偿还心灵债务隐忍地坚守，她们的个人经验与影片始终整体保持着一种平行关系。“影片从头至尾没有诞生一种权威力量，没有力图用社会身份的差别来影响内心，没有试图用成熟的道理来支配人物，并要求随之改变。影片自由行走在个人经验的轨道上，使所有人物摆脱了被支配、被安排、被要求的地位，以独特的存在证明着生活和生命的复杂，并最终相信，总有一种力量会让我们泪流满面，个人的独特经验也一定会给世界沉淀并奉献出珍贵的价值。”张宏森说，现实主义的现代品格，要求自觉承认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是有理由的存在，每一个个体都可能是一个良性的起点，虽然个体经常处于幽暗的处境，但血肉构成的生命有着自我完善的伦理结构，他们会在自我求证的道路上引导出价值，这个价值属于自我，又与人类共享。

　　打破“零度情感”又遏制煽情冲动

　　张宏森说，这个题材很容易消解对价值和意义的艰苦求索。利用大灾难的框架，制造出奇崛的矛盾和悖论，从而揭示存在的虚无与伦理的荒谬，这也曾经成为现代派作品的一种主张。欧洲电影对现实主义的现代化改造，在把现实主义电影推进到一个新的层面之后，也曾一度在这样的主张下停留。一段时间内，中国电影创作也曾出现过这种生存局面的荒凉无奈和生命意识的荒谬无助，边缘化的现实处境、挤压下的人生情状，勾勒出残酷的现实图景，不主张和解，不寻求救援，作者在这种展示中保持着“零度情感”，电影中的紧张关系对观众形成了强大的压力。

　　“这些电影作品在实现现实主义电影的概念化突破、改写电影表现的虚假性上有它的独特作用，但这样的电影并没有被观众广泛接受，电影中的紧张关系对观众构成了一种‘强迫式压抑’，此类电影的市场萧条也就在情理之中。”他说，打破“零度情感”，就要在电影的紧张关系中实现和解，对价值和意义的求证就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延伸，这也是电影通向广大观众的必由之路。

　　他说，在价值和意义上与大多数人达成更大共识，让个人经验折射出光芒去照耀更多人，这可能是现实主义电影在今天面临的又一轮现代化升级，这次升级借助的条件，不仅仅是欧洲电影范式，也在尝试借鉴好莱坞商业电影的成功模型。

　　他同时指出，《唐山大地震》遏制了强烈的戏剧化冲动和煽情冲动，没有太多悬念、巧合和人为的强烈冲突，导演的镜头语言、演员的表演都只是表现了朴实的生活流程。这种对于情感的约束和控制传达了创作者对于坚守、宽容、亲情等中国家庭伦理最闪亮部分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