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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转企改制的产权理论分析

发布时间：2019-08-15 02:24:15

，，对各种问题的理论认知度也不断提高。，，各种科学的理论被引入到改革实践中，“转企改制”正是媒介领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种体现，。在这个发展机遇期，我们有必要深入探索理论的逻辑脉络，从产权的角度加深对于产业与事业相分离基础上的“转企改制”的科学认识，从而为下一步的改革发展做好理论储备。

一、媒介变革中的产权问题

10余年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媒介产业化议题兴起于业界，在我国传媒理论界也已经讨论多年，其间一波三折、步履蹒跚。如今再谈媒介变革时，理论的脉络必须深入到问题的深层。在我国，媒介的深层问题不只一个，但无论从哪个角度审视，媒介产权问题都是一个已经不能回避的大问题。

说到媒介的产权问题，许多人认为在我国内地这根本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就我国媒介产权结构的发展而言，原来的媒介是单一所有制结构，即国家所有，后来允许部分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媒介领域，这时产权结构变成了多种所有制结构并存，通过这样的分析可以发现，媒介的产权是很清晰的，不需要讨论。另一个原因则是针对国有媒介而言的，认为内地的国有媒介资产是属于全民所有的，再清晰不过了，因此对媒介产权的讨论是没有意义的。然而，这两种观点仍然有很大问题。我国内地的媒介改革已经经历了十余年的徘徊、探索和磨练，到达了坚冰突破的攻坚阶段。因此，对许多曾经束之高阁的问题都必须给出细致的理论关照，从而能够更清晰地揭示出改革中的问题和继续前进的线索，同时也为媒介行业的“转企改制”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

就媒介产权问题而言，背后隐藏着的是一个关乎运作成本、经济效率、资源配置保障等方面的大问题。我们的国有媒介产权的确是全民所有，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全民所有的众多媒介可能让全民来经营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么，这里面就牵涉到委托和代理的问题，也就是党所领导的政府作为全民的代表来管理这些媒介。然而，这样的界定仍然没有将问题彻底解决，因为党和政府分出了许多层级，其结构是复杂的，那么对于大大小小的媒介组织而言，到底谁能够直接控制这些媒介呢？这里面又涉及一个产权的执行问题，也就是产权的“权”如何实现。此外，国有产权的效率是否会低于私有产权，我们的国有媒介改革沿着产权的路径该何去何从？这些问题都涉及媒介改革的根本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答首先要从分析产权入手。

二、产权的结构——分解式的思维方式

（一）产权与交易成本

我们要解释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产权。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科斯在20世纪30年代便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的阐释是从交易成本开始的。科斯认为，交易过程中会付出很多其他成本，比如获得准确信息的费用、谈判成本以及监督合约执行的成本等，这些构成了交易成本；而交易成本之所以存在的主要原因便是产权问题[1]。科斯注意到交易过程中的成本主要集中在对产权的界定、监督和维护上，由此，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认为“产权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2]，产权被清晰而充分界定时交易成本才能为零[3]。我们可以从中认定，产权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关键，要解释媒介变革的始末、要对未来的改革方向进行探索、要找到媒介产业化在变革中所处的位置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难以脱离产权这个线索。接下来我们便从结构的角度，用分解式的方式对产权进行分析。

（二）产权的构成

在过去，产权没能引起人们重视的原因除了“大而化之”之外，另一个原因便是整体性思维，也就是将产权看做了一个绝对的整体概念，“产权问题在资源分配的分析中并不有用的观点似乎产生于权利的‘要么全部，要么没有’的观念。”[4]这些观念阻碍了人们对产权的理解。而后来的研究从法律、功能和社会关系等角度出发，深化了对产权概念的理解，这种深化的一个体现便是对产权概念的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