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助透析室的现实困境

鲜红的血液被输液管运送至几台破旧的透析仪以维持他们的生命。王磊摄

　　最多的时候，这个以“自助透析室”名义组成的“大家庭”里曾经聚集了17个人。随着各地相继推出的医保优惠政策，一些人的境遇发生了改变，他们渐渐离开了。现在，这里还剩下10个人相依为命。

　　生的渴望

　　王新阳，28岁，“自助透析室”的发起人，发病于2002年夏天。其时，他即将警校毕业。有一段时间，他经常两腿发软，走路不稳。毛孔一出汗，便冒出乳白色的小颗粒，随手一碰，就发出噼里啪啦的破裂声。他知道，那都是毒素。

　　看了化验单，医生说，你快叫亲属来吧。父亲扔下农具，从密云农村的田里跑来。听到医生说“能吃点啥就吃点啥吧”时，父亲的眼泪立即流了下来。

　　尿毒症是不治之症，患者想要延续生命，只有两个办法：一、换肾，二、透析。换肾，，手术费也非常昂贵，且术后排异反应风险很大。透析是指借助设备对血液进行过滤，将因肾坏死而不能清除的身体毒素和水分过滤。

　　王新阳选择了透析。他说，透析过后，痛苦会暂时消失。“人一下就感觉舒服了，又会无比渴望活下去。”

　　透析一旦开始，就无法中断。体内的肾彻底停止工作，透析机就是他们的“肾”。但这个“肾”价格昂贵。在医院，一次透析，费用在300元至500之间不等，另外还需要支付一两百元的其他费用。普通患者一个月大约透析10次，费用在5000元左右。

　　自建透析室

　　2003年，王新阳开始琢磨能否自己买台透析机。他和两个病友商量好合作。22万！一台新机器的价格打碎了他们的计划。那时，三个人最多能筹到9万块钱。只能放弃。

　　2004年夏天，他听说有人转让两台二手透析机。他立即跑去看。两台30多万。还是买不起。

　　王新阳不甘心。近半年的谈判过后，对方终于让步了，价格降到了两台18万。王新阳与病友张伟东合买一台，另一个病友梁军单独买了一台。

　　机器运到了王新阳在河北燕郊租的小院里。他很开心，骑上摩托车就去找他在河北大厂县的病友陈东明。陈东明比王新阳小4岁，王新阳住院第一天就认识他了。在医院时，两人同吃同住，关系特别好。

　　“我想跟他说，大哥现在自己有机器了，不用再求别人了。有钱你给大哥一个成本，没钱大哥供着你。”王新阳说。

　　陈东明家没有电话，王新阳也没有去过他家。但大厂县就只有两三家医院可以做透析。王新阳挨个找，却没能得到陈东明的消息。他只好先回燕郊。

　　路过市场，他买了10斤牛头肉，10斤牛蹄筋。很多病友都已经闻讯来到他的小院了，准备晚上好好庆祝一下。

　　回到燕郊以后，他又设法要来了陈东明邻居家的电话。电话接通了，却得到了陈东明已经死亡的消息。

　　王新阳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回去的路上，寒风冻僵了他的脸。那顿牛肉，没有人吃好。

　　就这样，悲喜交集中，一个透析室建立起来了。

　　相依为命

　　最早，王新阳定下的价格是240元一次。与医院相比，低廉的价格吸引了很多病友。从内蒙古来的水果商魏强也来试试。第一次，他感觉不错。但第二次就出事了。

　　那一天，他上机后，突然停电了。护士慌了。她来自农村小诊所，不是专业的透析护士。她用手摇着泵，摇得很快。血路里的血流回了体内，但空气也进去了。魏强当场就翻白眼了。一旁的王新阳赶紧拔掉血路。所幸进去的空气不多。喝了点红糖水后，魏强才缓过劲来。

　　304医院透析室的李主任说，选择脱离医院的血透患者行为应该慎重。由于医院以外的医疗技术水平和卫生环境并不能完全达标，包括水处理、透析液都有可能存在问题。而且国家也不允许将二手透析机销售给个人。被医院淘汰的机器难以保证正常运行。

　　不过，魏强却打定主意加入。他算了一笔账，每次透析的成本只要100元，一个月10次也仅合1000元。再加上一些其他药品，每年的医疗费不超过两万元。比去医院便宜了近四分之三。

　　此时，梁军由于享受厂里的医疗保险，透析的报销比例可以达到80%，就回老家了。他把自己的那台透析机转让给了魏强和另一个病友陈炳志。

　　随着越来越多的病友加入，他们成为一个相依为命的“家庭”。

　　然而，即便是200多元这样的价格，很多人也交不起。承德病友刘富忠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一起来到小院。但他没有钱。他希望先做透析，等他卖了房再付款。看着对方痛苦的样子，王新阳同意了。

　　就这么透析了一个月后，刘富忠一家回去了。5天后的早晨，陈炳志接到刘富忠妻子的电话：“他五天没透了，快不行了。能不能再让他透一次，等卖了房一定给钱。”

　　“别说这个了，赶紧来吧。”陈炳志说。

　　几个小时后，电话又来了。“人没了。一站起来就不行了。”

　　小院里，沉默了好几天。“下一个可能就是我们自己了。”魏强叹了口气，又说：“守着机器死太可惜了。”

　　生死合同

　　2007年，李丽丹等十几个人也走进了这个院子。在此期间，每次透析的费用已经降到了成本价100多元。

　　最初在医院，李丽丹5天透析一次。她不敢喝水，不敢吃东西，因为所有的东西都会在体内变成毒素。多透析一次，就意味着多花几百块钱。她不舍得再让家里多花钱。

　　刚刚来到这个院子里时，这里的简陋条件让李丽丹有些担心。但当血液在透析机里循环后，她全身都放松了。一次100元的费用，让她不再害怕花钱。“想什么时候透就什么时候透。不用再憋着了。真是太幸福了。”

　　魏强最担心的是出事故，比如死亡。这是他们所无法承担的。于是，他草拟了一份入股合同书，规定：每个人缴纳两万元的入股费，参加这个家庭透析行列。并强调如在透析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包括死亡，都自行负责。

　　他们都毫不犹豫地在入股合同上签了字。“死亡”两个字也没有让他们停留。“太平常了。在医院时，有些人这次透析还看见了，下次就不见了。”李丽丹说。

　　法律困境

　　2005年夏天，三河市卫生局等部门来了，要求取缔他们，把机器拉走。

　　“把机器拿走，就等于不让我们活了。”魏强说。

　　僵持了5个小时后，执法人员退让了。没有没收机器，但要求他们搬离三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