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被当精神病人收治死亡获赔网称真相被隐瞒

　　父亲为子讨公道精神病院赔偿40万 收治手续太简单救助易成“牟利”

　　“疑似精神病者”郝雷的生死劫

　　　《法制周报》记者 蒋格伟

　　轰动一时的陕西打工仔郝雷被北京警方送进精神病院后“猝死”一案终于尘埃落定。4月12日，，郝雷家属和“北京华一精神分院”达成协议，“华一”赔偿郝雷父母人民币40万元。

　　然而，这一结果并没有中止各界对案件的关注，“40万赔偿就是和稀泥”、“仅有精神病院为郝雷之死埋单是不够的”，种种质疑声不绝于耳。

　　近年来接连发生的“被精神病”案件，成为了公众关注的一大焦点。《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牵头执笔人、长期关注精神病强制收治的黄雪涛律师表示，我国精神病治疗中存在诸多混乱现象，特别是部分精神卫生诊疗机构正沦为报复和打压的工具，“该收治的不收治，不该收治的被收治。”

　　被作为“疑似精神病者”送治

　　2010年 6月26日，对于陕西农民郝虎生来说是一个劫难日。

　　上午9时多，从家中一路小跑过来的郝卫生告诉正在地里干活的哥哥郝虎生说，“乡派出所打来电话，说郝雷在北京出事了。”

　　郝虎生，陕西商洛市洛南县谢湾乡马河村人氏，生有一子一女。郝雷是郝虎生“养老的希望”。两个多月前，20岁的郝雷决定出去闯闯。郝雷初中毕业后在家务农几年，此后到县城学习橱柜装修。让郝虎生意想不到的是，此次一去，再见儿子时，已是一具冰冷的尸体。

　　郝虎生扔下工具就往家跑，他给乡派出所打去电话，问到底出了什么事。派出所给了北京一家医院的电话。郝虎生辗转得知：“郝雷死了。”

　　2010年6月19日晚，郝家接到郝雷的电话，说被人骗到了北京。而没有待郝玉名（郝雷的爷爷）进一步询问，电话即被挂断。之后，郝家按那个陌生电话回过去，是另一人接的，对方说自己是北京十八里店附近的保安。

　　后经警方披露，2010年6月21日凌晨1时30分，郝雷被北京朝阳区十八里店派出所民警作为“疑似流浪精神病人”送到医院。

　　当事民警陈国勤给医院留下一份工作记录显示：“2010年6月20日23时许，我所巡逻车在十八里店乡吕家营村巡逻时，发现一年轻男子，该人有20岁左右，通过观查（应为‘察’）发现该男子双眼发直，言语不清，精神不正常，在派出所脱光衣服，裸体。”由此派出所干警判断郝雷为疑似精神病，并在两个小时后将其送到了精神病院。

　　“我们家族上下几代并无精神病史。”郝虎生至今不相信儿子有精神病。

　　生命的最后5天

　　2010年6月21日被收入精神病院后，郝雷开始了为期5天的精神病治疗，直至死亡。

　　郝雷在华一精神分院记录病史曾被媒体详细披露，“病史不详，仅有派出所工作说明，疑有精神病，故送我院救助。”

　　医院检查的专科情况记录称，郝雷意识清楚，定向力完整，步入病室后，“对更衣护理合作”。记录又称其“言语凌乱”，认为在交谈中可引出郝雷“有妄想”内容：“自称派出所的人强迫他”，并称郝雷“无自知力”。最终的诊断是：精神障碍未特指。

　　6月26日晨6点的病历记载，郝雷目光呆滞，意识不清，口唇青紫，呼吸缓慢，尿失禁，经过人工呼吸等抢救措施后，于6点45分死亡。医院认定为“心源性猝死”。

　　6月27日，郝虎生见郝雷的遗体脖子发红，胸部发紫，怀疑其死亡或与外力有关。向医院提出尸检的要求。

　　尸体检验显示，郝雷在医院期间，服用了治疗精神障碍的吩噻嗪类药物（氯丙嗪），出现多器官淤血，“部分心肌纤维断裂，窦房结临近组织内灶性出血，肺淤血、水肿”。鉴定认为“符合吩噻嗪猝死综合征的病理学改变特点”。

　　另外，鉴定还认为：“四肢多发性皮肤挫伤，符合钝性外力所致的特点，该损伤较轻，尚不足以导致死亡。未见其他机械性损伤以及机械性窒息的征象。”结论是：考虑因吩噻嗪猝死综合征而死亡。

　　公开资料显示，吩噻嗪类药适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躁狂症以及其他重症精神病。而在各类可引起猝死的药物中，最主要的就是吩噻嗪类。

　　2010年11月2日，华一医院副院长欧阳秀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郝雷的死亡是药物引起的不良反应，不应算医疗事故。

　　“给一个正常人吃治精神病的药，能不出事吗？”对此，郝虎生反驳称。

　　资料显示，华一精神分院2004年被北京市政府指定为收治救助精神病人的定点医院。救治流浪精神病人的费用，由北京市财政拨款，。

　　诸多疑点未有答案

　　丧子之痛的郝虎生决定为子讨还公道。此举得到了公益律师李方平、陈继华的支持。

　　2011年1月17日上午9时30分，。庭审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期间双方围绕精神病院是否有过错展开了激辩。

　　华一医院方当庭申请医学会为该案进行鉴定，鉴定郝雷的死亡与医院医疗行为的因果关系，法庭做出休庭再审决定。

　　尸体检验结论显示郝雷“考虑因吩噻嗪猝死综合征而死亡”。从鉴定意见书看，郝雷被送医院后，医院在没确定是哪种类型“精神障碍”情况下进行了治疗。

　　2011年4月12日，调解成功，华一医院赔偿郝雷父母人民币40万元。

　　40万的赔偿并没有中断公众对郝雷案的质疑。有网友称，，应该一追到底。

　　浙江在线评论员王学进发表评论文章《仅有精神病院为郝雷之死埋单是不够的》，文章中指出“朝阳区警方是该案的始作俑者”，“严格说来，郝雷是‘被精神病’致死的，医院固然要为其之死承担责任，警方同样应该担责，而且责任更大。”

　　知名评论人士廖保平发表题为《郝雷案草草结案让人难以释怀》，文章指出，鉴于这些年“被精神病”案例越来越多，公众十分敏感。人们期望有一起经得起司法检验的判例，成为解读、破解“被精神病”的典型案例，寻求可靠的解决之道。(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84802117)可是，遗憾的是，郝雷一案并没有被深挖细剖，在司法上甚至走了简便之道，仅以调解赔偿了事，很多疑点无以解释。

　　代理律师李方平、陈继华向记者指出了该案的诸多疑点：一、郝雷生前随身带有身份证，可直接联系上家属，警方和医院为何不和家属联系？二、警方何以凭简单过激行为，断言郝雷为“疑似精神病”？三、医院何以在短时间内便强制为郝雷用药？四、郝雷情绪一直较为稳定，医院为何对其采取强制约束措施？五、郝雷一身的伤痕是怎样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