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诉讼时效中止的范围

　从立法体例上分析，对于诉讼时效或消灭时效的中止事由的规定，有的国家是采取列举主义，即将有关时效中止的各种事由在法典中一一规定，如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等国等均在法条中将可能导致权利人无法或不便行使的各种客观事由予以列举，并针对具体事由明定其效力。有的国家是采取概括主义，即将时效中止事由进行抽象后作概括性规定，如我国《民法通则》第139 条规定“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就立法技术而言，二者均有利有弊，列举式使人一目了然，在具体适用过程中难以发生误解，但难免遗漏。相反，概括式对于现在和将来所发生的事实均能涵盖，但在具体适用中对审判官的要求较高，否则就可能出现差错，使权利人的利益受到损害。从理论上讲，以列举和概括相结合的折衷方式最为合理，即将主要的或常见的内容予以列举，再辅以概括性规定。至于立法中究竟采用何种方式，应当视本国国情而定。但根据我国现有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我国宜采取列举式为妥。这是因为，在我国，审判官队伍的建设才刚刚起步，中小城市一些审判人员的法律素质还有待提高。通常在审判人员的业务水平未达到一定标准时，法律所赋予的自由裁量权就应从严掌握，否则就可能发生权利滥用或执法不公的现象。更何况就诉讼时效制度而言，均属强制性规范，若以概括性条款规定中止事由范围，就决定了审判官和当事人都不能对此作任何扩大解释，因此在中止事由的规定上采取概括主义是行不通的。事实上，在《民法通则》施行不久，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也意识到采用概括式规定的不妥，，指出“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权利被侵害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死亡、丧失代理权，或者法定代理人本人丧失行为能力的，可以认定为因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中止”。然而，仅作如此解释仍然是远远不够的，其不足以解释司法实践中所发生的相应问题。根据民法理论和国外的民事立法，作为诉讼时效中止的客观原因的范围应更为广泛，对此问题加以研究，对我们的立法和司法大有裨益。

　　时效停止制度起源于罗马法。中世纪法学家倡导的“对于不得为诉讼之人时效不进行”的观点亦为寺院法所支持，由此逐渐形成共识。在民法理论上一般认为，凡法律上或事实上致使不能或不便提起诉讼的情事，均应成为停止事由。纵观一些具有代表性国家的民事立法，他们对诉讼时效或称消灭时效的中止事由范围的界定，也基本上体现了这一法则，其所规定的中止事由主要有如下几种：

　　(1)不可抗力。指人力不能预见、 不可避免和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其包括自然灾害和人的活动，前者如地震、洪水、台风等，后者如战争、罢工等。出现不可抗力时，使得权利人在客观上无法或不便在法律规定的时效期间行使请求权，而且即使权利人主观上要求行使权利亦无济于事。因此，法律规定时效期间中止计算予以救济是完全必要的。应注意的是，若虽有不可抗力事由发生，但该事由并不因此影响权利人行使权利的，即未造成权利人不能起诉或请求的，则不能适用诉讼时效中止的规定。概言之，不可抗力为中止事由的构成要件有二：一是须在时效期间终止前有不可抗力的事由存在;二是须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为中断时效的行为。

　　(2)权利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 且法定代理人未确定或丧失行为能力。法律规定，无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进行民事活动，限制行为能力人可进行与其年龄或智力相适应的法律行为，除此之外应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进行，或者经法定代理人许可后方可进行。但若要求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自己行使权利或为中断时效行为，则甚为困难，即便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亦难以胜任。因此，在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确定前，使时效中止计算是理所当然的。将此原因作为中止事由应同时具备两方面的要件：一是须是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权利;二是须在时效中止前无法定代理人，若有法定代理人，哪怕是法定代理人有其他不可代理行使权利的理由如生病等，亦不能认为具备此条件。因法定代理人可转托他人为权利行为，故不能因此中止时效计算。

　从立法体例上分析，对于诉讼时效或消灭时效的中止事由的规定，有的国家是采取列举主义，即将有关时效中止的各种事由在法典中一一规定，如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等国等均在法条中将可能导致权利人无法或不便行使的各种客观事由予以列举，并针对具体事由明定其效力。有的国家是采取概括主义，即将时效中止事由进行抽象后作概括性规定，如我国《民法通则》第139 条规定“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就立法技术而言，二者均有利有弊，列举式使人一目了然，在具体适用过程中难以发生误解，但难免遗漏。相反，概括式对于现在和将来所发生的事实均能涵盖，但在具体适用中对审判官的要求较高，否则就可能出现差错，使权利人的利益受到损害。从理论上讲，以列举和概括相结合的折衷方式最为合理，即将主要的或常见的内容予以列举，再辅以概括性规定。至于立法中究竟采用何种方式，应当视本国国情而定。但根据我国现有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我国宜采取列举式为妥。这是因为，在我国，审判官队伍的建设才刚刚起步，中小城市一些审判人员的法律素质还有待提高。通常在审判人员的业务水平未达到一定标准时，法律所赋予的自由裁量权就应从严掌握，否则就可能发生权利滥用或执法不公的现象。更何况就诉讼时效制度而言，均属强制性规范，若以概括性条款规定中止事由范围，就决定了审判官和当事人都不能对此作任何扩大解释，因此在中止事由的规定上采取概括主义是行不通的。事实上，在《民法通则》施行不久，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也意识到采用概括式规定的不妥，，指出“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权利被侵害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死亡、丧失代理权，或者法定代理人本人丧失行为能力的，可以认定为因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中止”。然而，仅作如此解释仍然是远远不够的，其不足以解释司法实践中所发生的相应问题。根据民法理论和国外的民事立法，作为诉讼时效中止的客观原因的范围应更为广泛，对此问题加以研究，对我们的立法和司法大有裨益。

　　时效停止制度起源于罗马法。中世纪法学家倡导的“对于不得为诉讼之人时效不进行”的观点亦为寺院法所支持，由此逐渐形成共识。在民法理论上一般认为，凡法律上或事实上致使不能或不便提起诉讼的情事，均应成为停止事由。纵观一些具有代表性国家的民事立法，他们对诉讼时效或称消灭时效的中止事由范围的界定，也基本上体现了这一法则，其所规定的中止事由主要有如下几种：

　　(1)不可抗力。指人力不能预见、 不可避免和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其包括自然灾害和人的活动，前者如地震、洪水、台风等，后者如战争、罢工等。出现不可抗力时，使得权利人在客观上无法或不便在法律规定的时效期间行使请求权，而且即使权利人主观上要求行使权利亦无济于事。因此，法律规定时效期间中止计算予以救济是完全必要的。应注意的是，若虽有不可抗力事由发生，但该事由并不因此影响权利人行使权利的，即未造成权利人不能起诉或请求的，则不能适用诉讼时效中止的规定。概言之，不可抗力为中止事由的构成要件有二：一是须在时效期间终止前有不可抗力的事由存在;二是须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为中断时效的行为。

　　(2)权利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 且法定代理人未确定或丧失行为能力。法律规定，无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进行民事活动，限制行为能力人可进行与其年龄或智力相适应的法律行为，除此之外应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进行，或者经法定代理人许可后方可进行。但若要求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自己行使权利或为中断时效行为，则甚为困难，即便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亦难以胜任。因此，在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确定前，使时效中止计算是理所当然的。将此原因作为中止事由应同时具备两方面的要件：一是须是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权利;二是须在时效中止前无法定代理人，若有法定代理人，哪怕是法定代理人有其他不可代理行使权利的理由如生病等，亦不能认为具备此条件。因法定代理人可转托他人为权利行为，故不能因此中止时效计算。

　从立法体例上分析，对于诉讼时效或消灭时效的中止事由的规定，有的国家是采取列举主义，即将有关时效中止的各种事由在法典中一一规定，如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等国等均在法条中将可能导致权利人无法或不便行使的各种客观事由予以列举，并针对具体事由明定其效力。有的国家是采取概括主义，即将时效中止事由进行抽象后作概括性规定，如我国《民法通则》第139 条规定“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就立法技术而言，二者均有利有弊，列举式使人一目了然，在具体适用过程中难以发生误解，但难免遗漏。相反，概括式对于现在和将来所发生的事实均能涵盖，但在具体适用中对审判官的要求较高，否则就可能出现差错，使权利人的利益受到损害。从理论上讲，以列举和概括相结合的折衷方式最为合理，即将主要的或常见的内容予以列举，再辅以概括性规定。至于立法中究竟采用何种方式，应当视本国国情而定。但根据我国现有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我国宜采取列举式为妥。这是因为，在我国，审判官队伍的建设才刚刚起步，中小城市一些审判人员的法律素质还有待提高。通常在审判人员的业务水平未达到一定标准时，法律所赋予的自由裁量权就应从严掌握，否则就可能发生权利滥用或执法不公的现象。更何况就诉讼时效制度而言，均属强制性规范，若以概括性条款规定中止事由范围，就决定了审判官和当事人都不能对此作任何扩大解释，因此在中止事由的规定上采取概括主义是行不通的。事实上，在《民法通则》施行不久，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也意识到采用概括式规定的不妥，，指出“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权利被侵害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死亡、丧失代理权，或者法定代理人本人丧失行为能力的，可以认定为因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中止”。然而，仅作如此解释仍然是远远不够的，其不足以解释司法实践中所发生的相应问题。根据民法理论和国外的民事立法，作为诉讼时效中止的客观原因的范围应更为广泛，对此问题加以研究，对我们的立法和司法大有裨益。

　　时效停止制度起源于罗马法。中世纪法学家倡导的“对于不得为诉讼之人时效不进行”的观点亦为寺院法所支持，由此逐渐形成共识。在民法理论上一般认为，凡法律上或事实上致使不能或不便提起诉讼的情事，均应成为停止事由。纵观一些具有代表性国家的民事立法，他们对诉讼时效或称消灭时效的中止事由范围的界定，也基本上体现了这一法则，其所规定的中止事由主要有如下几种：

　　(1)不可抗力。指人力不能预见、 不可避免和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其包括自然灾害和人的活动，前者如地震、洪水、台风等，后者如战争、罢工等。出现不可抗力时，使得权利人在客观上无法或不便在法律规定的时效期间行使请求权，而且即使权利人主观上要求行使权利亦无济于事。因此，法律规定时效期间中止计算予以救济是完全必要的。应注意的是，若虽有不可抗力事由发生，但该事由并不因此影响权利人行使权利的，即未造成权利人不能起诉或请求的，则不能适用诉讼时效中止的规定。概言之，不可抗力为中止事由的构成要件有二：一是须在时效期间终止前有不可抗力的事由存在;二是须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为中断时效的行为。

　　(2)权利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 且法定代理人未确定或丧失行为能力。法律规定，无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进行民事活动，限制行为能力人可进行与其年龄或智力相适应的法律行为，除此之外应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进行，或者经法定代理人许可后方可进行。但若要求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自己行使权利或为中断时效行为，则甚为困难，即便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亦难以胜任。因此，在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确定前，使时效中止计算是理所当然的。将此原因作为中止事由应同时具备两方面的要件：一是须是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权利;二是须在时效中止前无法定代理人，若有法定代理人，哪怕是法定代理人有其他不可代理行使权利的理由如生病等，亦不能认为具备此条件。因法定代理人可转托他人为权利行为，故不能因此中止时效计算。

(2)继承开始后未确定继承人或遗产管理人。继承开始后， 确定继承人需要一定的时间，若一时无继承人，还不得不选定遗产管理人，这也需要相应的时日。于是在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或遗产管理人未确定前，就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即被继承人生前享有的权利无法行使。同样，被继承人生前所欠债务，债权人亦应无请求或起诉的相对人或不知相对人为谁，而无法为中断时效的行为。因此，将此原因作为中止事由是不容置疑的。该中止事由的成立应具备三方面的要件：一是须有继承的开始，且有继承财产的存在。若被继承人无任何财产即使继承开始亦无中止时效的必要。二是继承人或遗产管理人没有确定。三是须就因继承财产而发生的权利，他人或遗产归属人有享有时效利益的必要。

　　(4)当事人间有家庭关系存在。这类事由包括两种情况， 即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与法定监护人的关系和婚姻关系的存在。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与法定监护人的关系存续期间，一方面在他们相互间要行使权利缺乏前提，另方面即使可行使权利，往往也会因他们相互间存有的一定血缘关系而受阻碍。同理，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若要向他方为请求或起诉等中断时效行为定有顾虑，而在双方互相信赖之时，又往往忽略了权利的行使。因此，将此类家庭原因的存在作为中止事由是合情合理的。应指出的是，国外在对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与法定监护人间形成权利的规定上有所不同，德国民法典采相互主义，即认为父母与子女及监护关系存续期间，其相互间的请求权可适用时效停止的规定。而日本和瑞士等民法典只采单向保护主义，即认为只能是单方地保护服从权力之人，也就是说父母或监护人对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权力不能适用时效中止的规定。二者相比，相互保护主义从逻辑上分析显得更为完整，而单向保护主义则体现了对弱者利益的重视，故更为公正合理。将家庭原因作为中止事由应符合两方面的要件：一是须基于亲权或监护关系、婚姻关系而发生的一方对他方的权利。二是此类家庭关系尚未消灭，若这类关系已不复存在，如判决离婚后所生的损害赔偿权，就不能适用时效的中止。

　　(5)其他原因。譬如有正当理由的给付延期， 对此德国民法典规定消灭时效因给付延期或义务人由于其他原因暂时有权拒绝给付而停止进行(德国民法典第202条)。前苏俄民法典也有类似规定， 即由于苏联部长会议或苏联部长会议决定延期履行义务(延期执行)，时效中止(前苏俄民法典85条)。又如前苏俄民法典85条还规定，原告或被告正在处于战争状态的苏联武装部队服役，诉讼时效中止。这些原因作为中止事由，其特点在于更注重体现国家的意志，而不象前述的原因，基本上是反映了法律对一些客观上阻碍权利人行使权利事实的认可。也正是鉴于此，德国民法典将此称为法律上的原因而有别于事实上和家庭等方面的原因。

　　对于上述中止事由，除第五类外，在大陆法系的主要代表国家中都有较为详尽的规定。相对而言，我国法律的规定就显得过于疏漏，仅涉及前两种事由。实际上基于家庭原因，或者继承开始后未确定继承人或遗产管理人的原因，使权利人客观上无法或不便行使权利的情况，在我国也是无法回避的。若将此类原因排斥于中止事由之外，就必然使权利人的相关权益受到损害。因此，借鉴国外的有关立法，完善我国现有的时效中止事由，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