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能力与权利能力、行为能力的概念关联

责任能力与权利能力、行为能力的概念关联

吴亚楠


摘要：应当区分民事责任的认定和民事责任的实际承担，即应否承担和能否承担。民事责任作为民事法律对不法行为的否定性评价，不论行为人是否意识到其行为的后果，是否具有行为能力均不受影响。行为人均应当认定有责任能力，只要是自然人均具有民事责任能力，即具有权利能力者即具有责任能力，而民事责任的实际承担与民事主体或自然人的责任财产有关。

关键词：民事权利能力；行为能力；责任能力；意思能力


　　民法上所谓的能力是指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进行民事活动所应具备的地位或资格。有学者认为，19世纪以降之民法学说理论，一般将自然人的民事能力分解为权利能力、意思能力、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四种。其中，意思能力为所谓的天然能力或称自然能力，其余三项则为所谓法定能力。
一、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
（一）权利能力、行为能力的概念
　　自然人的权利能力 是指自然人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或地位。通说认为，权利能力始于出生。关于出生的标准各国虽不一致，各种标准主要有阵痛说、露出说、断带说、出声说、独立呼吸说等学说。 但均以出生为自然人取得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标准。 如《德国民法典》第一条规定：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完成之时。 台湾地区民法典第九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权利能力终于死亡，包括生理死亡和拟制死亡（宣告死亡）。拟制死亡并非真正死亡，需要有权机关得根据申请进行宣告。生理死亡系真正死亡，各国标准不一，我国通常的经验是以心跳停止、呼吸停止及瞳孔放大为标准。
　　关于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有学者认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行为能力, 指自然人实施一切行为的资格, 既包括实施合法行为(法律行为及法律行为之外的合法行为)的资格, 也包括实施违法行为(侵权行为及侵权行之外的违法行为)的资格; 狭义的行为能力, 则是自然人实施合法行为的资格。
　　笔者认为，无论从广义上还是狭义上理解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都不准确。传统民法理论认为法律事实引发法律关系的变动，即权利、义务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法律事实可分为事件和行为。行为依据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分类，依据合法与否可以分为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依据是否以意思表示为构成要件可以分为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典型的事实行为的例子是无因管理）。自然人实施法律行为之外的合法行为或者实施事实行为, 均不以意思表示为要件，不涉及行为人判断行为能力之有无的问题，所以对于事实行为, 任何自然人均可实施。通说认为，无因管理是事实行为，不以行为人具有行为能力为必要。未成年人救助车祸受伤之人，参加救火，收留迷途的幼童或者帮助乞讨老人等均可成立无因管理。 因此, 笔者认为，行为能力应当界定为自然人独立为法律行为的资格, 即自然人以自己独立的法律行为获取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正如学者们所认为的，我国的《民法通则》在界定法律行为时有失偏颇，生生制造出了民事行为这个上位概念，并认为以此即可囊括无效的、可撤销的民事行为。以此为法律行为的特征之一——合法性，寻找借口。法律行为是私人创设调整其相互利益关系的法律规范的行为，“规范性”是法律行为的本质属性。法律对法律行为的调整主要表现为“效力性”评价，而非“合法性”评价。
（二）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的关系
　　从民法一般原理出发，法律事实引起法律关系的变动。法律事实中最为重要的事实为法律行为，民事主体实施法律行为应当具有行为能力，所以行为能力有无的效力规定在法律行为一章。法律关系包括主体、内容和客体，民事主体能够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必须具备权利能力。故，权利能力包含在法律关系之中。并非如学者所提出的，应当将人格的调整规定在民法的概念之中。民法的概念中已然逻辑的包含人格或者权利能力。 民法是调整平等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团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通过对调整对象的规定界定民法。法律关系作为民法的调整对象，包含两个方面：静态的法律关系和动态的法律关系。静态的法律关系即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和内容。动态的法律关系即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逻辑的包含变动的原因——法律事实。
　　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既有联系亦有区别。二者的联系体现在权利能力是行为能力的前提和基础，有行为能力者必然有权利能力；而有权利能力者并不必然具有行为能力。前已指出，行为能力是指自然人以独立的法律行为具体地取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另外，行为能力会有中止的情形，譬如：；权利能力则不会出现此种情形。
　　可以看出，欠缺行为能力的人无法以自己的独立的法律行为取得和行使权利，所以法布里秋斯（Fabricius）指出：应当从积极的方面来理解权利能力概念，即应从行为能力中派生出权利能力。他认为，权利能力应当是指从事法律上有效的行为的能力。由于出生未久的孩子显然不能自行实施法律行为，因此他认为，孩子可通过传达人、代理人以及机关从事行为。对此，卡尔•拉伦茨评价到，用传达、代理和机关方面的问题来增加权利能力定义的负担，很难说是一种稳妥的做法。此外，那些恰恰不具有权利能力的团体，也可以通过他人来从事行为（如无权利能力的社团）。
　　一些人无法通过自己的法律行为创设权利、取得或者行驶权利。这样看来，既然这些人不能行使权利，那么似乎赋予其权利能力是无意义的。其实不然，“确定某人具有权利主体资格法律上，意味着将通过行使权利所获得的利益归属于该权利主体。事实上，有些人即使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他们也是由其他人来行使其权利的。重要的是，这种行使权利的行为是为谁的利益而为。因此，将权利能力赋予未成年人而并非将之赋予其父母，自有其合理的意义。 ”所以，法里布秋斯以此方式达到权利能力的相对化，有害而无益。因此应当坚持对权利能力的传统定义。 只要自然人出生就具有权利能力，权利能力的赋予不仅仅和利益有关，更彰显相当的价值，体现了法律对人格的尊重和人格的平等。任何人皆享有相同的私法上的权利义务乃近代私法把握人的方面的首要的最大的特色。在这一点上，所有人皆是平等的。 另外，人身权这种与人身不可分离的权利类型，更是与人格息息相关。而人格权与主体的关系较之财产权而言，更为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