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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事故立法要谨防部门利益“法律化”

发布时间：2019-08-29 16:19:15

由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在实施4年中，不断受到医患双方的“排挤”，使得这一条例形同虚设。为此，，大胆提出建议：医疗行为立法应体现医疗行为的特殊性，因此，《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应升格为《医疗争议处理法》。(《法制日报》1月25日)

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形同虚设归咎于“相关规定”的法律地位不够高，显然是基于以下事实：为了获得更高的赔偿金，患者往往绕开“医疗事故”，而选择以“一般人身损害”为由起诉；为免于受到行政处罚，医院往往以承认“差错”来代替“医疗事故”……显然，这类问题并不会因“条例”升格为“法律”自动消失。

在发生医疗事故之后，，不仅在于赔偿标准过低，更在于，虽然“条例”为了确保医疗事故鉴定的公正性，将鉴定委员会从卫生行政部门改到医学会的名下，并辅之以详尽的回避制度，但由于民间协会依附行政机关有余而民间成色不足的既定事实，使得医疗事故的鉴定难免有偏向医疗机构的倾向，患者难免心存顾虑。

而且，在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将医疗侵权诉讼纳入举证责任倒置的范畴中，从而确保医疗事故处理能够实现“实质正义”。而同年通过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却反其道而行之，再次重申医疗事故的“过错归责”和“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这两个与举证倒置规定断然相反的原则。司法解释力求“实质正义”的努力与卫生行政部门“自我利益维护”的冲突，一定程度上对患者借助司法而规避“条例”的诉求起到催化作用。

“条例”对司法裁判并无拘束力，因此，司法裁判虽然无法改变医疗鉴定这一行政体制，却可以通过程序性规则的变更，而影响甚至架空实体性的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卫生行政部门将“条例”升格为“法律”的努力，与其说是基于医疗行为的特殊性之考虑，倒不如说是希望通过法律效力的升级来对司法解释进行“绝地反击”。“条例”法律化一旦成为现实，只能就法律适用作出解释的“司法解释”显然会因违背更高效力的法律规定而处于违法甚至失效的境地。

这无疑传递出一个危险信号，至少它说明了卫生行政部门在面对条例被架空的尴尬时，并没有反思条例在体制规定上的重大缺陷，而是凭借自身的强势地位，诉诸“法律”这一效力位阶更高的规定来进一步确立医疗鉴定机构的“优势地位”，以及医疗鉴定机构鉴定结论相比于法医鉴定结论的“优先效力”，从而彻底扭转司法实践中“二元化”鉴定模式架空医疗鉴定机构的不利局面。可以预见的是，一旦这一法律通过并出台，医患冲突会在双方强弱对比的法定化后更为剧烈。

不久前，广州市有政协委员将“医闹”泛滥归咎于“举证责任倒置”的言论，也加剧了我们的担忧。如果说，，试图将部门利益“法律化”，不仅是利益多元化社会中的正常诉求，更是法治社会一种允许存在的利益表达方式，这本无可厚非。但问题是，，这些本应代表公众利益的“代言人”，也将部门利益作为其“使命”，那么，不公正的制度或许就会借助法律法规制定这一制度化平台，将部门利益顺理成章地上升为法律利益。而为了避免这一悲剧的发生，，让更多的公众利益代表进入制度甚至法律博弈的平台，从而在最大程度上预防部门利益法律化所导致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