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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医生成为病人

发布时间：2019-09-01 12:14:15

《医事》讴歌著北京出版社2006年6月版

　　“最缺乏权利感”的消费者

　　有人做过一项调查，在中国当代消费者眼里，医疗是众多服务行业中让消费者感到“最缺乏权利感”的行业。或者可以这么说，病人是一种“处于弱势”的消费者。

　　我们平时可以选择不逛商场、不下餐馆，但病人作为消费者的特殊性在于，他“必须”去看病，但作为病人，却几乎没有选择医疗质量的自由。我们付出了金钱，可面对的服务质量却因为没有竞争机制而流于空谈。

　　中国病人为什么没有权利感？除了对医学及医疗服务质量不满意之外，中国病人还认为，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直接导致了关系的不平等。有相当多的医生认为，这种不对称是理应存在的，因为医疗服务有非常高的技术含量，而病人多半不能理解这些技术的细节，病人不能随便要求医生做这做那。而到了病人这里，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暗示的可能就是关系的不平等。当医生把冷漠的眼神投向病人时，病人感觉自己是无助的弱势群体，没有权利感的消费者。

　　和世界各地的权利觉醒运动一样，健康权。因为在病人与医生之间，存在着专业知识上的不平等，病人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处于脆弱不利的地位。他们越来越希望能在不平等的处境中，得到一种对自己脆弱地位的保障，得到自己感觉受尊重的、公正的服务。如果这种服务出现了偏差，他们就开始寻找有力的手段捍卫权利。这些手段有的是告到医务科，有的是告上法庭，还有的可能更直接、更鲁莽，比如冲上去打医生一顿，这时的医院成了暗藏危机的暴力环境。

　　2005年的夏天，50岁的福建中医学院教授被一患者连砍数刀，因失血过多而身亡。在网上的一千余条评论中，有80%表示“理解”行凶的病人，有网友说：“医患矛盾主要问题在医生，患者由于医疗知识的缺乏，完全处于被动，患者花了自己的血汗钱，甚至是借来的钱，到了医院后，稀里糊涂地钱就没有了，可病还没有看好。患者及家属心中的怨愤到哪里去发泄呢？”

　　在对中国200多位医生“你是否在临床工作中遇到过医患纠纷”的调查中，医生们的回答是“太多了”，基本上被调查的每位医生都遇到过纠纷，轻则谴责怒骂，，医生遭受暴力。

　　当法律介入了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之后，当我们的生活里充满了对医生的抱怨、戒备甚至敌视后，医生从病人那里也越来越得不到人情味的回馈。他们在给病人做决定时，渐渐学会了保护自己。

　　一个患了乳腺肿块的病人去看医生，出于对肿块性质的不可知，医生建议她一切了之，病理结果出来，便真相大白。这样的医生四平八稳，在良性和恶性定不了性质时，都会劝病人切了算了，这样一来自己的责任也被摘得干干净净。

　　当医生成为病人

　　在医学故事里，可能最具有反讽意义的莫过于——当医生成为病人。这时的感同身受，胜过平日别人千言万语的描述。

　　一位名叫爱德华·罗森邦的美国医生，曾有过50年辉煌的从医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担任美国陆军野战医院的内科副主任。在诺曼底登陆中，由于出色地承担了5个师的伤员抢救任务而获得了嘉奖。1948年，他成为美国俄勒冈健康科技大学风湿免疫科的开创人。

　　然而晚年时，突然有一天，罗森邦得知自己患了喉癌。他从“站在病床边”一下子变成“躺在病床上”，重新审视着眼前的医学、医院和医生，顷刻之间它们获得了不同的意义——属于病人的意义。

　　他回忆到：“自己曾经作为医生高高在上，但成为癌症病人后，遭遇和心情与病人如出一辙——不敢面对疾病真相、被护士嘲笑‘脖子短’、体检马虎了事、被别的医生误诊、医护人员无视我的尊严、眼前的医疗环境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

　　当他不再是医生的时候，权力感消失无踪，几个月前还对他彬彬有礼的同行开始对他直呼其名了，他忽然警觉“自己以前也是如此。”

　　成为病人的他，尽管认识几个熟人，但也像所有病人一样，都在做同一件事——等待，等待，再等待。“我很气我的医生，每次都让我等一个小时，看病却只花五分钟。我虽然生气，却没有抱怨出来，因为50年来，我也是这样对待我的病人。我开始了解为什么病人看医生会觉得很受挫。”

　　处在“病人”角色的他，终于意识到一点点同情心对病人意味深远：“坦白说，我向来对那些误解医生的话和表情的病人，有点轻视之意。可是，我自己是经验老到的医生，却也犯了同样的错误。病人实在是很脆弱的，他们需要用清楚而口语化的言词来解释他们的病情，他们会注意医生的一言一行，看看有没有弦外之音，这时，一点点同情心可能就会对他们有所帮助。”

　　当生活给了罗森邦医生“站在病床边”和“躺在病床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和经历后，他在《亲尝我自己的药方》一书中写道：“如果我能从头来过的话，我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行医，很不幸的是，生命不给人这种重新来过的机会。我能做的，就是告诉同行，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希望你我都能从中得到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