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个感冒就要做CT谁动了患者的知情权？

看病稀里糊涂，这是当下许多患者就医时的感受。信息不对称，正成为近年来引发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人们耳熟能详的“大处方”、过度医疗均与之有关。然而，作为患者的基本权利，知情权在大多数人眼中显得还有些陌生。

患者为何难以拥有知情权？是医生不作为，还是另有隐情？其根源何在？近日，记者奔走患者与医院之间，进行了一番调查。

【患者】 “我的知情权我做主”

“我的知情权哪里去了？”虽然距离上次的就医经历已半月有余，小贾说起来仍然怒气未平。

两周前，因为脖子上侧疼痛，她到市内一家三级医院耳鼻喉科就诊。医生左看右看也没看出毛病，“没什么症状，吃药试试吧”，便给她开了两种药——强的松和盐酸左氧氟沙星，让她“吃段时间看看效果再说”。没想到，吃了10多天后，她感觉身体明显发胖，一称体重竟长了8斤。

“强的松吃多了会虚胖，盐酸左氧氟沙星对肾脏有损害，医生没告诉你吗？”周末回老家，同为医生的妈妈问。“没有啊”，思前想后，她也没记起医生提起过药的副作用这码事。

“在医疗活动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如实告知，及时解答其咨询；但是，应当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这是小贾在百度上搜索到的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第十一条规定。

小贾被忽视的知情权并非个例。记者最近在一家医院急诊科采访时遇到张先生，高烧38.5℃，头疼、咳嗽，医生听他说完症状后，随手开出几张检查单，让他先去做检查。手里握着一把血常规、X光、CT检查单，他不禁心生疑问：这些检查都有什么用？是不是过度检查？

“姑且不论这些检查是不是治病所需，为什么医生不能给个解释呢？”张先生说。

更有甚者，还有一位患者向记者表示，他有次拿到处方后，得到的仅仅是医生的一句话：“回去对着说明书吃就行了。”

“我作为患者，最关心的是能否解除痛苦，如何省时省力地治好病，难道医生不应该告知吗？我认为，患者不单在用药上有知情权，在整个治疗过程中都应该拥有。”小贾说。

【医生】 “在告知范围内我有裁量权”

既然知情权是法律赋予患者的权利，是医生的法定义务。那医生应该告知什么？如何告知？怎样掌握合适的度？

市立医院东院神经外科主任刘伟说，从小贾的经历来看，医生存在过错无疑。“激素类药品比较特殊，医生起码应该将禁忌症和副作用告诉患者，让患者注意科学服用。”

但他坦承，在实际工作中，沟通、告知无止境，患者知情权的范围很难界定，医生在告知范围内拥有很大的裁量权。

“这涉及专业知识的问题，从医生的角度来说，药物正作用和副作用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出现药物不良反应是概率性事件。如果副作用在可控范围内，医生多数情况下不会告诉患者，怕他们难以接受。”

他说，每年上市的新药有成千上万种，医生也不可能对每种药的药理都了如指掌。再者，有些医生一上午看四五十个病人，既要问病史，又要做检查，还要写处方，根本无暇顾及其他。“当然，也不排除有医生嫌麻烦，未从思想上真正尊重患者。”

“病人对诊断及医生采取的所有干预措施有知情的权利，但我个人理解，患者知情权有一定的局限性，医生不可能满足患者所有的知情权。”青医附院副院长孙运波说。

孙运波告诉记者，《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知情权的表述中，后一句是“应当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患者的知情权。

他举例说，进入ICU病房的大多是危重病人，但都抱着生命的希望。“ICU医生必须掌握一个基本原则——无论患者病情多重，都不能让他丧失信心，你要从言谈举止中让他感觉他能渡过难关。因此，有时适当的隐瞒也是为病人着想。”

在他看来，知情权受制于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这些情况之下，患者不应该对医生求全责备。

【症结】 医患不信任是问题之源

患者索要知情权，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当前复杂的医患关系。

“在国外，医生按照诊疗流程做下来，病人一般不会问太多为什么。”刘伟说，当前出现的一些患者知情权问题，反映出了患者对医生的不信任。

他向记者讲述了一次让他哭笑不得的接诊经历。一位患者要做颅骨修复手术，医院为他量身定做了一个钛金属网。当医务人员把钛网拿给患者看时，这位患者质疑道：“你怎么证明它就是钛的？你有钛的化验吗？”

在采访中，记者也不止一次听到一些患者的担心：“医生说必须做手术，他们会不会因为想赚钱骗人做手术？”

孙运波表示，患者对医生不信任由来已久，“一方面，在医院‘以药养医’的补偿机制下，患者‘看病贵’问题突出，患者会将矛头对准医院，认为医院的诊疗项目都是利益驱动。另一方面，之前的举证倒置对医患关系有误导，为了保护自己，有些医生不得不采取防御性的检查和预防性的治疗，造成了过度医疗的现象。也有个别医生在医疗行为中有悖于职业道德，影响了医务人员的整体形象。”

“为什么许多患者有个小毛病也要千方百计找熟人、托关系？说穿了，并非是想少花钱，而是想让医生关注他，治疗更仔细一点。一般找熟人看病问题就比较少，关键在于信任。”

在刘伟看来，医患之间互不信任已经严重影响到正常的医疗行为。“如今为什么去北京、上海做手术的病人那么多？不是下面的条件不够，而是风险大，没人愿意做。”刘伟说，在互不信任的医患关系下，医生的压力越来越大，创新越来越少，年轻医生在骨子里会形成不作为的意识——“我不作为一定不犯错，作为了反而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