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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毛钱处方”诠释了医德的真谛

发布时间：2020-03-09 17:12:15

　　今日社评

　　评论员　潘洪其

　　武汉市汉口医院医生王争艳近日在社区医生岗位上正式退休，她的感人事迹在武汉市民中广为传扬。王争艳从医25年以来，开出的处方平均单张不超过80元，至今还常开只有两毛钱的处方。今年9月，经过数万名市民无记名投票，王争艳当选为“武汉市人民满意的好医生”。（12月23日《武汉晚报》）

　　在不少医生习惯于给病人开动辄几百元上千元的大处方，有些医生明里暗里通过处方拿“提成”的当下，王争艳却经常开出小得不能再小的“两毛钱处方”，她的选择似乎显得特别地不合“时宜”，然而又特别地契合了社会公众对白衣天使和良好医疗服务的由衷期待。王争艳用她的“两毛钱处方”，以她对患者的殷殷关怀之情和堪比“父母心”的深切体谅，完美地诠释了医务工作者职业道德的真谛。

　　每一种职业都对从业者有相应的道德要求。各种职业道德既有大致相同的基本要求，如诚实守信、恪尽职守、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等等；也有基于某种职业的特点而提出的特殊要求，比如对商业经营者特别要求诚信经营、童叟无欺，对公务员和官员特别要求清正廉洁，奉公守法，对学术研究者特别要求坚持真理、独立创见，等等。对于医务工作者，职业道德又有什么样的特殊要求呢？

　　职业道德对医务工作者提出的特殊要求，主要是由医疗服务有别于其他服务的最关键的特点——“与人的健康和生命有关，对人的健康和生命负责”——所决定的。医疗服务直接作用于人的健康和生命，在提供服务的医方和接受服务的患者之间，双方在专业技术、信息占有、决策权利和举证能力等诸多方面都不对等，医方在相当程度上对患者具有主导和支配作用。这就要求医生必须比其他职业具有更高远的道德自觉和更严格的道德自律，更能在缺乏外部监督和制约的条件下，主要依靠自己的良心、良知忠实履行职业责任。

　　没有哪种职业像医生那样对人的健康和生命如此息息相关，没有哪种职业像医生那样，永远需要对人的健康和生命保持万般的谦抑与虔诚，没有哪种职业像医生那样，永远需要站在维护人的健康权、捍卫人的生命权的高度来培养和践行职业道德。很少有职业像医生那样，永远需要把敬业奉献的道德原则放在第一位，把个人得失和利益需求放在第二位。王争艳每月收入仅有2000元左右，一家三口一直住在不足50平米的房子里，读大学的儿子至今还睡在阁楼上。如果她也像别的一些医生那样，通过开大处方、拿“提成”多多益善地“创收”，她的家庭经济状况何至于此？支撑她坚持下去的唯一动力，只能来自于她对医德的执着与信仰。

　　社会上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制度对人的引导永远比道德对人的约束更重要，加强制度建设永远比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更重要。比如一名医改专家分析说，“为何中国的医生群体性喜欢开大处方？因为医疗服务没有得到公平、合适的产出，医生承担的工作风险高，劳动和收入不对等。如果说开大处方是医生的错误，还不如说是制度本身的错误”。制度建设当然十分重要，推进医改亦是刻不容缓，但在制度建设足够完善之前，同样是在有缺陷的制度条件下，为什么王争艳能够恪守“让患者花最少的钱治好病”的原则，另一些医生却把开大处方纯粹当成了发财的手段呢？其实不难设想，如果医生缺少了基本的医德，缺少了对救死扶伤天职的忠诚与信仰，那么无论医改如何深入到位，也无论医药卫生制度如何完善无缺，他们都总能从患者身上找到“创收”的机会。

　　白求恩说过：“让我们把利润、私人经济利益从医务界里取消，把贪得无厌的个人从我们的职业中清除。让我们把靠自己同胞的痛苦发财当作可耻的事情。”今日之际，国家或许做不到完全“把利润、私人经济利益从医务界取消”，但是完全应该而且能够做到，在为医务工作者提供合理的报酬待遇及相关保障的条件下，通过职业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的两手抓，造就出一大批像王争艳这样的“人民满意的好医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