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医疗黑幕心脏支架是最大的过度医疗
发布时间:2019-08-24 18:16:15
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的医疗常识目前似乎有些不好用了,询问病史、体格检查等常规程序也不流行了,取而代之的是,用‘最好的’药物,接受‘最高端的’检查,进行‘最先进的’手术,当然,还有最昂贵的费用。
年近70岁的张春林坐在记者对面讲话时明显有些气喘,“现在我是家人的累赘,要不是当时装的那两个支架,我现在最多是心绞痛,也不会患上严重的心肌梗死。”
两年前的一天,张春林因劳力型心绞痛与老伴到北京某大型医院就诊。检查完,医生告诉他,病情非常危险,建议在冠状动脉内安装支架进行治疗。张春林的女儿此时正在国外从事心血管病内科工作。本来,他想与女儿沟通后再确定治疗方案,但鉴于医生说的“情况紧急”,他和老伴没有犹豫,决定立刻手术。很快,张春林就被医生推进了导管室,一个多小时手术完毕,他的体内多了两个支架。
本以为就此彻底痊愈的张春林却没有想到,仅仅一年零两个月后,他又因心脏问题急诊入院,而这次的心脏造影结果显示,两个支架堵塞导致急性心肌梗塞。
此时,张春林的女儿正好回国探亲,于是,他找出一年多前的造影手术光盘,给女儿看。女儿发现,当时他的冠状动脉某一段仅仅狭窄50%,是心绞痛中比较轻的一种,药物治疗就能取得很好的效果,根本不用安装支架。听到这种情况,张春林很生气,本想通过法律让医院对他现在出现的病情负责,“但考虑到女儿以后还要回国发展,我想还是算了。她告诉我这是国内医院的‘潜规则’,我这么一闹,以后她就没法在这个行业立足了。”
冠心病的治疗包括药物疗法、外科搭桥疗法和内科介入疗法三种传统方法,以及尚处于研究初期的基因治疗等新型疗法。上世纪80年代,在以支架手术为主的冠心病介入技术进入中国之初,它曾被医生誉为心血管病治疗史上的一场革命,被患者称为能够“起死回生”的技术。
中日友好医院全国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中心主任医师徐浩告诉《北京科技报》,简单说,心脏支架手术治疗就是穿刺血管,将一根导管刺入血管中,把一截圆柱形的中空金属网管放到需要安放的部位,撑开被阻塞的血管,使血液重新流通。手术过程并不复杂,病人在局部麻醉下接受手术,一般几天后就能出院。
但是心脏支架手术并不能“一劳永逸”,医疗人员很快发现,支架的再狭窄几率在临床中较高,医学上称为内膜增殖。也就是说,支架使血管通了,使原来缺血的心肌获得血液供应,但支架内还会继续长出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使血管再度狭窄。
虽然最新的有药物涂层的支架,即药物洗脱支架,可使支架内再狭窄发生率由原来的20%左右降低到10%以下,并且使细胞增殖速度变慢,但是再狭窄的问题并不能彻底解决。国外研究表明,从1984年到1999年,搭桥和介入治疗稳定性心绞痛对死亡率下降的贡献仅为2%。因此,一些发达国家的医生在处理冠心病时的态度通常是,能够药物治疗的绝对不安装支架,应该安装一个绝对不会安装两个,而且一个医院内不同的专家,不同医院的专家认识基本相同。
但是,在这一点,国内的医院并没有像发展技术一样与国外齐头并进,甚至出现背道而驰的情况。
、北京市康盛律师事务所医疗事务部主任王和平告诉记者,现在心脏支架手术在国内非常泛滥,他就曾接触过多起类似的纠纷。2010年,北京一家三级医院,给一位70岁的男性病人放了11个支架,手术后第二天,病人就死亡了,检查原因是冠状动脉狭窄,本来放支架是为了扩张血管,但是放太多,反而阻塞了血管。
2009年10月,北京某三级医院,在相关检查不全面,进行心脏造影检查的同时就给一名曹姓患者进行了支架手术。手术中很多支架无法通过病人的血管,但是医生并没采取补救措施,而是继续硬塞进去了8个支架。因为手术时间过长,导致病人心源性休克,住院后的第七天死亡。而成都一家心血管专科医院,给一位病人放了17个支架的“事迹”让很多业内人士听了都很惊讶。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分会主任委员、,放进不该放的支架,是终身性的、最严重的过度医疗之一,它给患者带来的精神压力、药物副作用、进行其他手术时的不便,不会随时间而消失。比如一部分患者放入支架后,会觉得心脏局部不舒服,一年后才能适应,并且安放后还要吃一年的氯吡格雷,终身服用阿司匹林对抗血栓,这两种药物会刺激胃肠道,还会带来出血风险。他自己就遇到过一些“回炉”患者,他们有些并不符合介入治疗的适应症,却被置入一个甚至多个支架,由于术后未按时服药,出现血栓,导致更严重的心肌梗死。
2008年,中国接受冠心病介入治疗的患者约18.8万人。:“这的确说明冠心病介入技术得到普及推广,但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病例中究竟有多少不合乎规范。例如,对再狭窄危险不大而出血风险大的患者来说,对其使用药物洗脱支架是不合理也不安全的。药物洗脱支架的潜在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它适用于大部分病人,但不适用于所有病人,但很多医院并没有在意这一点。”
至于为什么出现心脏支架的滥用,专家分析,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医院把它当作了经济增长点,医生也非常重视支架手术带来的利益。一枚支架,直径只有几毫米,重量不足万分之一克,国产的需2~3万元,进口的价格更要3万元以上,而术后的后续治疗也是一笔花费。
王和平告诉记者,医疗器械进入医院的前后是一整条利益链,必须给医院还有实施手术的医生一定的回扣,回扣都是一对一的单线联系,厂家直接对某个医生,这是业内的潜规则。而且根据设备和供货商的不同,回扣的多少不一。目前国内的很多大医院中,每年进行多少支架手术都在攀比,因为放得越多,显示收益也越大,甚至很多医院每年都会给相关科室下达放支架的指标,要求当年放支架的病例要达到多少。
2002年,强生公司研发的药物洗脱支架——“心扉”(CYPHER)率先在欧洲上市,随后获准进入中国,当时的市场定价是3.6万元,其中经销商的利润空间可达50%。这种支架在国内的使用比例一度高达支架总使用数的98%。紧随心扉支架进入中国的,还有美国波士顿科学公司研制的紫杉醇支架(TAXUS),它选择直销方式,售价比心扉便宜一半仅1.8万元。然而,在其他国家市场占有率通常高达60%~70%的紫杉醇支架,在中国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销售量几乎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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