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权让与制度中的利益衡量和逻辑贯彻——以双重让与为主要分析对象

　　一、问题的缘起

　　我国新合同法主要效仿欧陆各国立法例，就债权让与做出了较为详尽的规定。但对债权双重让与问题，即在让与人重复让与债权时，何人取得债权的问题，新合同法并无详细规定。于是，学者在探讨其解决方案时，一般以合同法起草过程中的“专家建议稿”（注：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4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83条为根据，认为让与人将已让与的债权再次让与他人时，在各受让人之间，依据如下标准确定取得债权的受让人：（1）两个以上的让与中，有偿让与的受让人取得债权；（2）两个以上的让与中，有可撤销事由的让与的，无可撤销事由的受让人取得债权；（3）两个以上的让与中，同时有全部让与和部分让与的，全部让与的受让人取得债权；（4）两个以上的受让人中，先对债务人为有效通知的受让人取得债权。（注：余延满：《合同法原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469；李永军：《合同法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383；崔建远主编：《合同法》（修订版），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版，页183；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页358.后两本著作未列出第二个标准。）

　　乍看之下，该方案区分债权让与的不同情况，颇为周到地为双重让与确定了可操作的规则。但稍事推敲，就会发现其破绽百出，矛盾重重。单在稍具逻辑知识的人看来，同一个债权让与事实，完全可以按不同标准被归属为上述四种不同性质的让与情形，那么问题此时就变得复杂了：假设部分让与已被通知于债务人，那么是否优先于未为通知的全部让与？（注：英美合同法为这一问题提供了确定的答案：“就部分让与为通知后，对让与人或对第二受让人为全额偿付，不起解除债务人义务的作用”。A.L.科宾：《科宾论合同（一卷版）》（下册），王卫国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页317.但依专家意见稿第83条确定的标准，并不能得出这一结论。）又如有偿的部分让与和无偿的全部让与，孰为优先？此类假设还可按不同的排列组合设定。

　　事实上，债权双重让与的处理远非如此简单，它涉及的是让与人、受让人、债务人和次受让人之间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进而关涉债权让与制度之整体设计。不同立法例对该问题的不同处理，反映其债权让与制度之规范目的和逻辑结构迥然相异。因此，笔者以债权双重让与为主要分析对象，选择制度设计中利益衡量和逻辑贯彻这两个剖析工具（我认为，妥当的利益衡量是法律规范之价值理性的保障，而逻辑贯彻则是其形式合理性的基础），运用比较法学、民法解释学以及法学方法论上的一些分析手段，分别从让与人、受让人、第三人以及债务人之利益保护的角度，缕述双重让与中体现的让与制度之规范目的。其目的不仅仅是要在既有的让与规则中为双重让与问题寻找答案，以消除理论上的谬误，同时也试图藉此揭示让与规则背后隐藏的价值功能，并在此基础上为其发展提供某种指导思想。

　　二、对让与人和受让人之利益的保护：债权让与之法律可能性和安全性的基础

　　债权的财产化意味着债权从人身关系到纯粹经济关系的一个质变。“在人类文化史发展的初期，债权纯粹体现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人身关系。”（注：我妻荣：《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王书江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页20.）在这一时期，如果债务未被履行，则债务人就要将其整个人身（人格）置于债权人的权力之下；而且，债权作为联结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法锁，其任何一端发生变更都会使其失去同一性，所以债权的让与未能被承认。随着观念的更新，债权本身实现了从主观的人身关系到客观经济关系的推进，债务人的人身责任逐渐演化为纯粹的财产责任。于是，债权自身取得了完全的财产价值和物权、知识产权等一同归属于财产权的范畴，债权由此失去人的色彩而实现了独立财产化，完成了其对人的直接支配性到非人格化的转变。（注：我妻荣：《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王书江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页48-49.）

　　债权的财产化（非人格化），使债权的自由让与成为可能。诚如日本学者胜本正晃所言，债权的本质，乃特定人对特定人请求一定给付的请求权，这种相对的、抽象的关系，在经济交易不频繁的时代，纯属当事人间的内部关系，在经济交易方面并不发生独立性的机能或特别意义；但在近现代经济生活中，一方面，财货的交易不再以直接消费为目的，而以增加交换价值为其目标，另一方面，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不仅将物质作为资本，甚至欲将一切关系均予资本化。结果，以往局限于个人相对内部关系的债权，逐渐脱离其主体（即非人格化），成为一种客观的、独立的财产。（注：刘绍猷：“‘将来之债权’的让与”，载于郑玉波主编：《民法债编论文选辑》（中），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页888-889.）这种“债权所有权化”的观点虽然未能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但债权人对其债权享有的支配和排他等权能，也不可否认。（注：刘绍猷：“‘将来之债权’的让与”，载于郑玉波主编：《民法债编论文选辑》（中），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页889.假若承认债权所有权化的观点，那么会削弱对债务人的保护。因为所有权是绝对权、支配权，债权的所有权化意味着债权人（包括债权的受让人）完全支配债务人成为可能。美国学者在阐述英美法上的合同权利让与时有相似的论述：如果承认受让人获得的是“法定产权”（legal title），就会削弱对债务人的保护。A.L.科宾：《科宾论合同（一卷版）》（下册），王卫国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页255.但科宾在回答“合同权利是‘财产’吗”时，又说：“对它（指合同权利）的所有权不仅涉及对特定的可确认的人的权利，而且还涉及到与不可胜数的不特定人的种种法律关系。”此外，他也一再使用“合同权利的所有人”的表述。A.L.科宾：《科宾论合同（一卷版）》（下册），王卫国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页262-263.由此可见，合同权利对外的支配权、绝对权特性在英美法系也于一定程度上被承认。）债权的非人格化，以及债权人对其债权享有的支配权能，使债权人自由处分其债权成为可能，因为债务人向谁履行在这里已变得不重要，并且自由处分本身就是支配的当然内容。由此可以说，债权财产化的观念催生了债权让与制度。

　　在另一方面，债权让与制度本身虽然是在债权财产化的过程中孕育，但又是促使债权财产化的工具。这就意味着，欲使债权完全失去人身色彩而表现为纯粹的财产关系，就必须承认债权让与的可能性。换言之，增加债权之财产性质的最重要之点，就是完善其转让的可能性。（注：我妻荣：《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王书江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页22.）19世纪后各国立法就债权让与所作的诸多努力的根本动机，更是为了完善债权的财产性质，使之资本化而成为投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