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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因果关系判断

发布时间：2019-08-18 07:00:15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因果关系判断

　　——兼论相关的程序问题

　　在因果关系的问题上，凡是值得说的都已经说了，很多不值得说的也已经说了，近因(Proximate cause)仍然是一团乱麻和一堆荆棘，一个令人眼花缭乱、扑朔迷离的领域，而许多文献糊里糊涂地违背了他们自己的宗旨，在这一片迷雾中加上了一缕缕青烟。

　　―――【美】普罗塞(Prosser)

　　【案情简介】

　　2001 年7月14日上午，李猛(时年8岁)、尤万朋(时年9岁)、王雪松(时年8岁)、王凯(时年8岁)四小孩在一起玩耍，因借用小刀李猛与李春霞的孩子发生了争吵打架，但未造成身体伤害的后果。中午回家李春霞的孩子把跟李猛等人打架的事情告诉了她，当天李春霞去本村的小卖部买酱油、醋时，恰巧看到了上述四个孩子正在王雪松家的房顶上玩。李春霞进到王雪松家的院内拣起一条三角带吓唬四个孩子从房上下来，想管教一下打架的事。在李春霞的吓唬下，李猛、尤万朋、王雪松从梯子走到院内，王凯从大房的房顶跳到院墙上，又从院墙跳到地上。由于院墙下存放着树枝，王凯的右脚被树枝扎伤。当时王凯的家长带王凯到本村卫生所治疗包扎。15日到县供电局医院治疗;21日到县医院治疗被确认为“破伤风”，后转北京儿童医院门诊治疗。于22日住进北京军区总医院治疗，8月27日伤愈出院，共花费医疗费42191.97元。王凯于2001年11月18日起诉，要求李春霞赔偿全部经济损失。

　　【不同观点】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存在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王凯之损害的事实与李春霞的吓唬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理由在于其他三名小孩在此种情况下均选择了正当的下房方式，即从楼梯下房，而唯独王凯采取了一种较为极端的方式下房。加之王凯的监护人没有尽到监护的义务，故王凯及其监护人应当对由于自己行为方式不当而造成的损失负责。但是基于李春霞在本案中亦有过错，故被告李春霞也应当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害的部分责任，但是这种责任只存在于小范围之内。

　　第二种观点认为，王凯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受到惊吓的条件下，基于其年龄的限制，我们不能期待其作出一种理性的选择。故只要是由于李春霞的呵斥和吓唬所造成之损害，被告李春霞都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即由被告承担全部的损害赔偿责任。

　　第三种观点认为，基于王凯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在受到李春霞惊吓之情形下，原告由此造成的一切即时的损害应当由被告来承担。但是，李春霞只承担正常情况下治疗的所有费用，如果医院在医疗过程中存在过失，则被告李春霞对因医院治疗不当引起破伤风的损失不应当承担赔偿之责任。

：王凯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李春霞用三角带吓唬王凯等孩子，令四个孩子从房上下来，有可能造成孩子产生恐惧心理，出现安全问题，这是李春霞应当预见到的。王凯放弃梯子从房顶跳到院墙上，又从院墙上跳下，说明王凯有恐惧心理，主动躲避李春霞的意识，因此对于王凯扎伤脚，李春霞是有过错的，理应负有一定的责任，应承担全部损失的20%。

　　【评述】

　　本案中存在诸多法律问题，这其中既有实体法上关于因果关系有无之判断问题(即被告李春霞的吓唬行为与原告王凯被树枝扎伤的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亦有本案中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中断的事由?(即医院的医疗过失是否成为被告损害行为与原告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中断的介入条件?原告的损害是否完全由自己的行为造成?)，复有程序法上关于当事人如何参加诉讼(即医院是以共同被告人还是以诉讼第三人参加诉讼，抑或由原告或者被告另行起诉，使其成为单独的被告方?)、证明责任的分配(即原告须要就哪些构成要件的事实加以证明，才可以使被告的侵权行为成立?对于医院方在医疗中的过失，由哪一方来承担证明责任。申言之，当医院方在医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失这一事实的证明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由哪一方来承担由此带来的不利后果?)、证明标准的确立(即本案中的原告方对于被告侵权责任构成之诸多要件的证明达到何种程度即可说明被告的侵权事实和确定其赔偿范围)等等问题。由于程序法中有关证明责任倒置、是否追加共同被告或诉讼第三人、证明标准的确定在实质上都与本案中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的有无有着密切的联系，故此对程序法上问题之探讨，归根到底依旧是谈论侵权之因果关系有无之问题。故本文试图以侵权法上因果关系为探讨的切入点，试图在混乱无章的因果关系中找寻一种合理的途径，提出某种合理的猜想，来阐释笔者对本案基本观点与立场。野人献芹，以表刍荛之见。

　　一、民事实体法上关于本案之诸理论问题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