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怀德：新法实施 国家赔偿案飙升考验信用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法学院院长马怀德教授认为，一度被法学界专家认定为实施效果最差的法律之一的《国家赔偿法》，由于“门槛高、标准低、范围窄”，被戏称为“国家不赔偿法”。

　　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因此，国家赔偿的发生就必然会产生国库支出，但这种支出是必要的。从长远来说，是保障了国家的财产，而不是导致了国家财产的损失。

　　2001年有一起著名的“处女嫖娼案”。少女麻某无故被称为妓女，并失去两天人身自由。澄清事实后，工资，向麻某支付赔偿金74.66元，举国哗然。此时的《国家赔偿法》没有规定精神损害赔偿。

　　时光荏苒，沧桑巨变。2010年12月1日，修改后的新《国家赔偿法》正式施行：取消违法确认程序、将精神损害纳入赔偿范围、取消赔偿上限等，亮点频现。

　　昨日，。这是一个月以来，。

　　曾几何时，《国家赔偿法》一度被法学界专家认定为实施效果最差的法律之一，由于“门槛高、标准低、范围窄”，被戏称为“国家不赔偿法”。

　　南方日报记者调查省内各公、检、法机关了解到，近日提起国家赔偿的案件明显增高，且索赔金额有惊人的增长。，仅此一案的索赔额就高达2191万余元。

　　新《国家赔偿法》的实施让法学界为之震动。对于眼下高攀的索赔案件来说，公、检、法机关将面临“捍卫国家信用”的使命。

　　“政协委员”被冤枉“诈骗”

　　今年1月25日，拿到终审无罪判决时，香港居民罗某已经戴了8年“诈骗犯”的帽子。

　　广东高院的判决书显示，出生东莞的罗某是香港居民，1992年回东莞创业，原香港中昌公司董事长，东莞市第九届政协委员。

　　1993年，罗某的中昌公司欠广东省内两家企业的债务，迟迟不还。由于中昌公司与中东客户有三角债，当年受海湾战争影响，欠款无法偿还，最终企业在香港申请破产。破产时，罗某没有隐瞒，如实在“债权申诉人”一栏列明了“华南公司”“机械公司”两家企业的名字。

　　2003年，。当年4月7日，合同诈骗罪批准逮捕。在看守所蹲了57天后，罗某的女儿凑了创纪录的2120万元，将罗某取保候审。按照法律规定，取保候审期为一年，然而一直到2007年，公诉。

　　2008年，广州市中院开庭审理后，判决罗某无罪。本以为扣了5年多诈骗罪的帽子，至此可以摘除，不料，，官司打到了广东省高院。一直到今年的1月25日，广东省高院终审裁决驳回抗诉，维持罗某无罪。

　　至此，背负“诈骗”恶名，8年光阴已过。尤其让罗某不能承受的是，没有人来跟他说一句“对不起”，当年取保候审时抵押的2120万元保证金，竟被公安机关划走了1050万元支付欠款。能这样处理保证金吗?广东省高院判决书的回答是“不能”。

　　为此，，包括：逮捕57天的赔偿金7000余元，2120万的利息损失940.5万余元，财产损失105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200万元。

　　“新的《国家赔偿法》实施了，我对法律还抱有希望。，竟然无人受理，，，至今已经有两周了。”对于罗某的说法，，，该院大厅提供叫号服务，不可能出现无人受理的情况。

　　新法实施广东索赔纷起

　　广东省高院副院长刘恒军做客南方网时曾透露，1995年至2009年期间，，决定赔偿的金额达3000多万元，2009年全年达数百万元。

　　而此次罗某一次要求索赔总计2191万余元，仅从申请数额上，就刷新了广东省内以及国内的索赔纪录。

　　2007年，广东省体彩中心下属一网点空打彩票，造成国家损失2775万元，时任广东省体彩中心主任的麦某一度以玩忽职守罪被判刑3年6个月，最终被无罪释放。2010年12月，。当月，广州市中院赔偿委员会认为，修改前的《国家赔偿法》没有关于“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规定，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不支持麦某关于精神损失费的诉求，决定赔偿麦某7.4万余元。

　　这是2010年12月1日，新《国家赔偿法》正式施行后，广州地区的一个判例。此后，依据新法索赔的案件数量在广东省内迅速攀升，在当月，仅广州中院开庭审理的涉及国家赔偿的案件就有3起，远超去年同期。

　　和罗某一样，近期有多起涉及国家赔偿的案件，还在公检法机关的排队处理中。昨日，。

　　根据新规，赔偿委员会收到赔偿申请，经审查认为符合申请条件的，应当在7日内立案，并通知赔偿请求人;认为不符合申请条件的，应当在7日内决定不予受理并告知。省内有关部门赔偿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此前的程序规定还不明晰，如今细化以后，将大大提高案件的办理速度。

　　新修订的《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1月1日实施15年后的第一次修改，此次修改共有27个决定，涉及近30条法条。广东省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有关律师感叹，此次新《国家赔偿法》实施，广东省已经索赔纷起，预计全国也将出现类似情况，这些案件都直指国家信誉。从我国法律体系的完善来说，这也是法制健全、国家信用受重视、赔偿标准提高的结果。

　　两个误区造成“不赔偿法”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法学院院长马怀德教授认为，旧的《国家赔偿法》在认识上和制度上存在两个误区，即将“国家赔偿”等同于“国家机关赔偿”。在现实中，许多行政、司法机关把赔偿行为与“机关应承担的责任”连在一起，尤其在执法责任制、错案追究制等辅助制度面前，不少有理由有能力赔偿的单位，不得不站在部门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

　　为了让自己免遭民众的质疑、上级的盘查，宁愿采取“出事了也不承认，承认了也不赔偿”的策略。马怀德说，正是这两个误区，直接导致了百姓申请国家赔偿困难重重，甚至让《国家赔偿法》成了“国家不赔偿法”。

　　马怀德说，修改前的《国家赔偿法》规定，公民要提出国家赔偿，首先要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得到其确认。而这个赔偿义务机关往往就是对公民侵权的国家机关。如此一来，受害人的申请函往往被司法机关当作上访信丢在一边，相当一部分进入不了司法程序;修改《国家赔偿法》，必须要破除“确认制”。

　　新《国家赔偿法》实施以来，旧法中备受诟病的问题多有解决。互联网上网民纷纷“拍砖”、“灌水”，就新法的亮点以及实施问题展开讨论。南方日报记者梳理看到，网友归纳出新法中取消违法确认程序、将精神损害纳入赔偿范围、取消赔偿上限等规定，是最得人心的亮点。

，此次新法按照有利于受害人的原则进行设置。以前只有在国家机关违法行使职权造成损害后果时，国家才赔偿。新法规定，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都可以通过赔偿程序申请赔偿。

　　旧法中赔偿标准低，没有涉及精神损害赔偿。新法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人身权，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如果遇到审讯机关打人，或者类似躲猫猫事件，如何索赔呢?”有许多网友提出类似的问题。

　　刘恒军说，出现拳打脚踢或刑讯逼供，只是极个别情况。新法规定，羁押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提供证据“自证清白”!这样的修改，有利于改进我国的羁押制度。以前有羁押机关举出“摄像头损坏”等说法，现在举证责任倒置，羁押机关如不能证明自己无过错，就要依法承担责任。

　　赔偿款国库支出是必要的

　　“如果办错了案子都不赔，那还有什么资格说自己是依法办事、执法为民?”广州市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国家赔偿法》首席专家律师董亚民表示，国家赔偿案的数量其实很有限，但是不及时赔偿，就会造成恶劣影响。及时赔偿，不但不会影响执法机关的形象，反而将大大提高公信力。

　　董亚民十分感慨地告诉南方日报记者，从他10多年来代理案件的情况来看，新法实施的意义，已经不限于国家法律法规的修订，而是彰显执法者观念的变革。多年以前，董亚民代理洪某提出的国家赔偿案，当时广东省高院决定以听证程序审理，。反观新法，已经有了质变的飞跃。

　　“这是新一代执法人员法律观念更新、理念更新的结果。”董亚民这样认为。广州市赔偿委员会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南方日报记者，对于眼下骤增的索赔案件来说，公、检、法机关将面临“捍卫国家信用”的使命。未来的道路已经铺好，但如何走好，还要有民众的敦促。

　　“国家赔偿款出自何方，是否由老百姓埋单呢?”刘恒军认为，国家赔偿主要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因此，国家赔偿的发生就必然会产生国库支出，但这种支出是必要的。首先，国家有责任对这类受害人进行赔偿。其次，国家赔偿的发生反过来又必然会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约束类似侵权行为的再次发生，用财政促进依法行政，应视为财政的合理支出，也是必要的。从长远来说，是保障了国家的财产，而不是导致了国家财产的损失。

　　公信力如何彰显?民众翘首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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