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书签后遭遇反悔——离婚财产分割怎么样才有效

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书签后遭遇反悔——离婚财产分割怎么样才有效

　　【一审基本案情】

　　原告：高仙，女。

　　被告：樊建生，男。

　　原告诉称：原、被告于1985年登记结婚，次年生一女儿，取名樊雁冰。1卯5年3月至7月，被告以其本人名义先后投入郑州康富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富德公司）20万元股金。1996年11月27日，原、被告签订《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约定：现有住房及室内家具、家电归女方所有；其他财产归男方所有；离婚前的一切债务由男方承担；女儿樊雁冰由女方抚养，男方每月支付1000元抚养费至26岁止。被告另立字据“暂欠高仙人民币50万元整，于1999年底付清”。同年12月4日，双方在当地民政部门办理了离婚登记。

　　1997年6月4日，康富德公司股东与被告达成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周武军以800万元人民币购买被告的全部股份；周武军已付被告200万元，余600万元在1年半时间内给付（不计息）；800万元转让金中樊建生须拿出100万元给高仙。

　　原告依此认为，被告在签订《离婚财产分411协议》时存在欺作，要求将800万元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

　　被告辩称：双方所签订的《离婚财产分割协议》是在平等自愿、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的，不存在欺作，是合法有效的协议。该协议中“其他财产归男方所有”的约定，就是指其投入康富德公司的20万元股金。该股金曾于19％年9月16日，在被告父亲樊根林主持下，就20万元的股金问题达成了《家庭财产协议书》约定，樊根林与其子樊建生、樊建伟、樊建军各占1/4，即5万元人民币；股东权利义务的运作由樊建生代理；协议人按股权比例享有相应的民事权利。有郑州市公证处出具的（1996）郑证民字第383号公证书为凭。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期间，郑州市公证处向原告高仙复函：该公证书只证明当事人签订《家庭财产协议书》的签约行为，不能证明樊根林等人在康富德公司的出资产权情况。

　　庭审过程中，双方均认可《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中的“其他财产归男方所有”的约定，就是指被告在康富德公司的20万元股金。

，樊建生与高仙争议的康富德公司股份转让金800万元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投资的增值，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樊建生已取得的300万元应给付高仙150万元，其余因转让股份所形成的债权樊建生与高仙各半享有。樊建生出具的（1996）郑证民字第383号《家庭财产协议公证书》不能证明该笔投资的产权归属，樊建生主张该笔投资系其父、兄弟共同投资，证据不足，不予认定。

　　【二审基本案情】

　　上诉人（原审被告）：樊建生，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仙，女。

　　樊建生上诉称：其与高仙于1996年11月27日达成的《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不存在欺作，，又将其投入康富德公司20万元股金及增值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判，予以改判。

　　高仙答辩称：其与樊建生于1996年11月27日达成的《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存在欺作；且该协议中约定的“其他财产归男方所有”内容不清。樊建生投入康富德公司20万元股金增值的800万元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樊建生与高仙1996年11月27日签仃《离婚财产分割协议》时，高仙明知樊建生在康富德公司的投资股金，却对此事实未提出异议。此后，其又以《离婚财产侵害协议》存在欺诈为由，主张该协议无效，并未提供足以证明樊建生对其隐瞒投资股金真实情况的证据。该《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系双方平等自愿签订，不存在欺作。

　　樊建生与高仙签订《离婚财产分割协议》时，已就夫妻财产进行了分割，不存在遗漏，而且双方均认为该《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中的“其他财产归男方所有”的约定，就是指樊建生在康富德公司的20万元股金。，将按协议中约定归樊建生所有的20万元股金及增值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樊建生依据其与高仙签订《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的约定，主张其在康富德公司20万元股金及增值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理由充分，本院予以采纳。

　　至于樊建生立字据“暂欠高仙人民币50万元，于1999年底前付清”及与周武军的协议中关于将800万元转让金中须拿出100万元给高仙的承诺，均是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损害他人及国家利益，本院予以认可。

　　【律师评析】

　　提示：本案发生在2001年《　

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书签后遭遇反悔——离婚财产分割怎么样才有效

　　【一审基本案情】

　　原告：高仙，女。

　　被告：樊建生，男。

　　原告诉称：原、被告于1985年登记结婚，次年生一女儿，取名樊雁冰。1卯5年3月至7月，被告以其本人名义先后投入郑州康富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富德公司）20万元股金。1996年11月27日，原、被告签订《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约定：现有住房及室内家具、家电归女方所有；其他财产归男方所有；离婚前的一切债务由男方承担；女儿樊雁冰由女方抚养，男方每月支付1000元抚养费至26岁止。被告另立字据“暂欠高仙人民币50万元整，于1999年底付清”。同年12月4日，双方在当地民政部门办理了离婚登记。

　　1997年6月4日，康富德公司股东与被告达成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周武军以800万元人民币购买被告的全部股份；周武军已付被告200万元，余600万元在1年半时间内给付（不计息）；800万元转让金中樊建生须拿出100万元给高仙。

　　原告依此认为，被告在签订《离婚财产分411协议》时存在欺作，要求将800万元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

　　被告辩称：双方所签订的《离婚财产分割协议》是在平等自愿、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的，不存在欺作，是合法有效的协议。该协议中“其他财产归男方所有”的约定，就是指其投入康富德公司的20万元股金。该股金曾于19％年9月16日，在被告父亲樊根林主持下，就20万元的股金问题达成了《家庭财产协议书》约定，樊根林与其子樊建生、樊建伟、樊建军各占1/4，即5万元人民币；股东权利义务的运作由樊建生代理；协议人按股权比例享有相应的民事权利。有郑州市公证处出具的（1996）郑证民字第383号公证书为凭。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期间，郑州市公证处向原告高仙复函：该公证书只证明当事人签订《家庭财产协议书》的签约行为，不能证明樊根林等人在康富德公司的出资产权情况。

　　庭审过程中，双方均认可《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中的“其他财产归男方所有”的约定，就是指被告在康富德公司的20万元股金。

，樊建生与高仙争议的康富德公司股份转让金800万元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投资的增值，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樊建生已取得的300万元应给付高仙150万元，其余因转让股份所形成的债权樊建生与高仙各半享有。樊建生出具的（1996）郑证民字第383号《家庭财产协议公证书》不能证明该笔投资的产权归属，樊建生主张该笔投资系其父、兄弟共同投资，证据不足，不予认定。

　　【二审基本案情】

　　上诉人（原审被告）：樊建生，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仙，女。

　　樊建生上诉称：其与高仙于1996年11月27日达成的《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不存在欺作，，又将其投入康富德公司20万元股金及增值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判，予以改判。

　　高仙答辩称：其与樊建生于1996年11月27日达成的《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存在欺作；且该协议中约定的“其他财产归男方所有”内容不清。樊建生投入康富德公司20万元股金增值的800万元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樊建生与高仙1996年11月27日签仃《离婚财产分割协议》时，高仙明知樊建生在康富德公司的投资股金，却对此事实未提出异议。此后，其又以《离婚财产侵害协议》存在欺诈为由，主张该协议无效，并未提供足以证明樊建生对其隐瞒投资股金真实情况的证据。该《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系双方平等自愿签订，不存在欺作。

　　樊建生与高仙签订《离婚财产分割协议》时，已就夫妻财产进行了分割，不存在遗漏，而且双方均认为该《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中的“其他财产归男方所有”的约定，就是指樊建生在康富德公司的20万元股金。，将按协议中约定归樊建生所有的20万元股金及增值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樊建生依据其与高仙签订《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的约定，主张其在康富德公司20万元股金及增值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理由充分，本院予以采纳。

　　至于樊建生立字据“暂欠高仙人民币50万元，于1999年底前付清”及与周武军的协议中关于将800万元转让金中须拿出100万元给高仙的承诺，均是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损害他人及国家利益，本院予以认可。

　　【律师评析】

　　提示：本案发生在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实施以前，最高院于1998年12月30日作（1998）民终字第146号判决书，对本案作出终审判决。为便于读者对现行法律规定的了解，本分析假定上述案件刚刚发生，能够适用修订后的婚姻法及两个婚姻法司法解释。而实际上，这种假定不会影响到本案的判决结果。

　　本案是一起协议离婚后对财产分割问题反悔的离后财产争议案件。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9条的规定，“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注意了诉讼时效的把握，是可取的。

，还要看高仙能否举出在签订该离婚协议时是被欺诈或胁迫所签。否则，，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之规定，高仙要求变更财产分割协议的诉讼请求就会被驳回。最高院对本案的终审判决驳回了高仙的诉讼请求，就是依照此规定的。

　　那么，什么是欺诈呢？：“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的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对此，高仙主张其与樊建生签订《离婚财产分割协议》是被樊建生欺诈所签，就要有证据证明樊建生具有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导致高仙做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

　　据此，我们来分析河南高院及最高院就此案做出判决的判案思路。河南高院认为，“樊建生与高仙争议的康富德公司股份转让金800万元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投资的增值，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樊建生已取得的300万元应给付高仙150万元，其余因转让股份所形成的债权樊建生与高仙各半享有。”此认定，实际上是以樊建生在离婚时隐瞒了夫妻共同财产，也即高仙对于樊建生在康富德公司有20万元股金的事实是不知的。对于在离婚时，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根据《婚姻法》第47条之规定，离婚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而离婚后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效，根据《婚姻法解释一》第31条之规定，，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诉讼时效为两年，从当事人发现之次日起计算。

　　根据河南高院的审理思路，在庭审过程中查明了：双方均认可《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中的“其他财产归男方所有的约定”，就是指被告在康富德公司的20万元股金。又以“转让金800万元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增值，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实际是将股金与转让增值割裂开来。

　　而对比最高院的审理思路，其查明的事实与河南高院的是一致的。但考虑到，高仙是以欺诈为由要求重新分割800万元的股金转让款，既然是欺诈，那么根据《民法通则》第58条之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为无效的民事行为。”由此认为，，将按协议中约定归樊建生所有的20万元股金及增值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适用法律错误。”

　　此外，“其他财产归男方所有的约定”，就是指被告在康富德公司的20万元股金。而樊建生与高仙离婚后，将20万元股金转让后能获得800万元，应作何解释呢？实际上，根据这一约定，高仙对20万元的股金事实是明知的，并且在离婚协议中已约定归樊建生个人所有。那么事后，樊建生将属于个人所有股金转让获利，亦应归其个人所有。所以，最高院驳回了高仙的诉讼请求。

　　有人可能要认为，樊建生另立字据“暂欠高仙人民币50万元，于1999年底付清”，以及在樊建生将20万元股金转让给他人时约定，"800万元转让金中樊建生须拿出100万元给高仙”，实际也是对这20万元股金给高仙的补偿。最终结果似乎也印证了这一说法。其实不是这样理解。

　　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误解，是基于离婚财产分割时每人一半的思路给误导的。一定要注意，在协议离婚中，财产的分割并不要求公平，也即并不要求每人一半。完全可以是大部分财产，甚至是所有的共同财产都约定归一人所有。只要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约定就受法律保护。

　　再回到这个案件中，假如樊建生与高仙签订的《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中，没有“其他财产归男方”这一条，即便樊建生另立字据“暂欠高仙人民币50万元，于1999年底付清”，以及在樊建生将20万元股金转让给他人时约定，“600方元转让金中樊建生须拿出100万元给高仙”。那么高仙也可以要求重新分割800万元的股金转让款。

　　抑或是，虽然有约定“其他财产归男方所有”，但是高仙从来不知樊建生在康富德公司拥有股份一事，樊建生也没有证据证明高仙应该知道其股份一事。那么，高仙亦可主张樊建生隐瞒了夫妻共同财产，而要求重新分割800万元股份转让款。

　　需要提及的是，樊建生与其父亲、兄弟签订的《家庭财产协议书》对本案判决的影响，正如郑州市公证处给高仙的复函所指出的，“该公证书只证明当事人签订《家庭财产协议书》的签约行为，不能证明樊根林等人在康富德公司的出资产权情况”，并不影响该20万元股金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实认定。只不过，该20万元股金在离婚协议中已约定归樊建生个人所有。

　　最后，我们要注意到的是，本案从高院一直打到最高院，其中所花费的时间及精力成本是可想而知的。，支付一定的代价当然是值得的。但从诉讼的策略上来看，高仙在此案犯了一个致命的失误，这实际也是最高院驳回其诉讼请求的原因。那就是，高仙认可了《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书》中“其他财产归男方所有”是指那20万元的股金一事。这样，最高院便认为，樊建生并没有欺诈高仙。

　　假若高仙不认可这一推定，并且要求重新作财产分割是以遗漏了未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而不是存在欺诈，那么最终的结果显然不会这么坏。所以说，在诉讼之前作一个好的规划是多么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