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股份有限公司经理法律地位

　　《公司法》的立法说明指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为公司的权力机构，董事会为公司的经营决策机构，经理执行日常经营管理任务。由此，从合乎立法思路的角度，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监事会形成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关系，保障公司的利益;从内部控制的角度，经理享有职权，使经理对公司享有事实上的控制权。因此，有必要从法律规定出发，分析经理的法律地位，抛砖引玉，亦为立法、司法及律师起草公司章程提供一种参考。

　　根据《公司法》第119条之规定，“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经理对董事会负责，经理行使如下职权……”。根据《公司法》第120条规定，董事可以兼任经理。从法律关系的角度，董事会聘任或解聘经理;经理享有职权，那么，董事会与经理的关系将是经理法律地位的核心问题。?

　　经理制度的分析

　　“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这是经理法律地位的法律基础和法理基础，聘任或解聘的法律关系就是一种雇佣关系，但我国《民法通则》、《公司法》、《合同法》均不提及雇佣关系的存在，，封杀了雇佣关系法律的存在。但是，就传统民法而言，雇佣关系是指特定或不特定朋间内，一方提供劳务，另一方提供报酬的法律关系;依此理解，经理是劳务提供者，董事会代表公司支付报酬。

　　董事会的权力源于股东大会(作为权力机构)的授权，经理的职权既源于聘任合同，又源于法定职权;合同上的职权与法定的职权是否能达到统一;如果冲突发生，何者优先呢?从公司法作为私法的立场出发，无疑地，合同的约定是优先的;从经理职权法定性出发，对于相对人(包括管理者和公司之外的人)，法定职权的特性又使之处于优先的地位。由此，价值的选择是最重要的。如果《公司法》作为国有企业改制的管理法，那么，任何选择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公司法》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立法，法定的经理职权是缺乏逻辑的，因为经理作为劳务提供者，其基于聘任产生了法定的独立的权力，既体现了独立的权力，其法律地位不应是代理人，而应当是一个“经纪人”。但是，经理作为公司的成员，并不应有独立于公司的主要机关董事会的意志。

　　董事会作为公司的基本机关，对公司享有管理权和经营权，《公司法》将决策权归董事会，执行权归经理，划分依据是什么呢?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立法的法定职权干预了聘任合同的自愿性，同时聘任的主导者是董事会，那么只能有两个后果，一为董事会的虚设，经理职权的强化。在我们经济实践中，，私自担保、私自投资等社会经济现象比比皆是，正是经理的法定职权为此类牺牲股东利益的行为提供了法律基础。另一为经理职权的空置，作为董事会可以通过其聘用合同来约束经理，使经理的法定职权落空。

　　此外，董事兼经理，其中董事长兼经理使经理职权的强化达到了极点，这种兼任，使董事会经理的职能、权责难以分清，就业务经营而言，是“教练兼队员”;就业务妥当性判断而言，是“裁判员兼队员”，使经营决策和执行的职能相混淆，使相互制约成为空话。在另一个角度，囚经理之法定职权，董事或董事长不得不兼任经理。

　　再看经济学界的流行观点，经济学者在分析“经理企业”时指出，经理作为代理人也是“经济人”，他们有自己的目标函数，有偷懒动机和机会主义行为，他们会不时地偏离委托人的目标函数，，如此必然会导致企业效率的损失。企业制度的长期演化和变迁，形成了一套合理的、有效的制衡机制。经营者的选择通过市场竞争机制产生，使能者走上经理岗位，无能者被赶下台;使在位者不敢懈怠，不在位者继续努力，从而形成优胜劣汰的经营者选择机制。经营者积极性的发挥，不决定于其品行的高低，而决定于存在激励约束兼容的市场经济法则，使得经营者不得不顾及这些法规，使外在的监督成为经营者内在的自我约束。然而，中国的公司和市场环境并不存在经济学家所认可的完全竞争模式，经理市场也根本没有形成，更谈不上对经理的制衡机制。依经济学理论，经理与董事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掌握充分信息的经理可以违背公司股东或董事会的意见，使监督成为空话。

　　总之，从基础关系出发，《公司法》规定的经理职权，在法理上是矛盾的，在经济上是理想主义的，因此，应将把经理的职权交由董事会与经理的聘任合同去约定，而不应由法律去直接规定。?

　　不同法系中“经理”的比较

　　在英美法系中，董事负责公司的经营，经理是高级雇员，并没有特殊的法律地位和职权，是作为公司的代理人，经公司章程细则或董事会授权执行公司业务，依代理法律制度调整经理的行为，高管人员(如经理等)的激励机制主要表现为合约中的“薪酬框架”……;其约束也源于合约以及代理法的有关民商事及刑审规则。

　　在英美法中，代理是一个由刑例构筑的体系，有其确定的内容，就雇员与代理人而言，其区别在于控制程度，以及双方的合同约定。近年来，CEO的出现，使职业经理在合同框架内产生了一定的决策权，可从王志东被免CEO事件中得以佐证。

　　在大陆法系中，除我国以外，经理由公司决定是否设立，一般在商法中的“商业使用人”中规定经理的选任及代理权等，如《韩国商法》第三章“商业使用人”，《意大利民法典》第2033-2208条等。公司经理是董事会的辅助执行人，就其职权而言属于公司机关的一部分，从属于董事会。但由于商业往来的需要，一般由立法对经理这一商业代理人的权限进行了限制。经理职权依法律、章程和授权而确定。

　　综上情况，我国《公司法》经理法律制度有明显的创设色彩，并且立法本意体现为公司独立机关，其制度背景为我因计划经济体制的厂长(经理)负责制，但与确定的公司机关法理存在矛盾，如何解决矛盾，使经理与董事会之间产生制约，并且这种制约能达到实现公司的营利目的是必须面对的问题，面对现状，我们在下列两条思路中只能选择一条。

　　1、修改公司法，废除经理职权。

　　2、进一步制定经理与董事会的制约模式。

　　第1条思路，使《公司法》的体制，更符合法理的逻辑，使律师在起草公司章程和经理聘用合同中有更为广阔的业务。

　　第2条思路，需要大量的论证，包括法律界和经济学界的深入，有充分调查的结论性研究，也需要我们律师界用案例来反思和建议。

　　本文并无否认经理存在价值的意愿和企图，作为专业人士，经理在公司中的作用是不容否认的。但我国公司经理法律制度的问题也现实地存在着，需要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方法。我们这代律师负有我国社会转型的监督者的自觉责任，面对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我们应思考着、努力着、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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