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立生死约,只为讨份劳动合同

发布时间:2019-08-17 09:49:15


  2009年10月13日,温泉白家疃村的一处出租屋内,何正文(右)在试图打开遮阳伞好把它收起,他的行李包上放着“法律援助条列”的宣传册

  何正文 46岁,四川阆中市妙高镇农民。

  五年前他来到北京当建筑工人。来京之前,何正文南下打工15年。

  由于没有劳动合同,他常常被克扣工资

  直到今年再度目睹过工友被打投诉无门后,他瞒着妻子,偷偷与在同一工地的弟弟签下生死契约后离开工地,将劳务公司提起仲裁

  考大学、搞致富、下广东……

  46岁的何正文长于四川农村,打工漂泊于四方。他一辈子都想做成件大事,却一次次失利。

  为了讨份劳动合同,今年9月份,他被拖欠半年工资后,连夜离开工地,将劳务公司告上劳动仲裁委员会

  近日,丰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仲裁委员会向其送达受理通知书,确认12月15日下午开庭审理。

  得奖高手生病无缘高考

  毕业后他没再与同学联系。他瞧不上打扑克,闲来就找工友要报纸看,大伙也习惯了他的严肃和寡言。

  如果不是当年错过高考,何正文或许不会打了近20年工。

  如今46岁的他,约1.7米高、110斤重,与大多数的农民工一样头发纠结、皮肤干燥,盘算着赚点血汗钱后回家养老。

  高中二年级下学期,他大病一场,加上家境贫寒,没能撑完最后半年(当时高中为两年制)去参加高考。他至今记得自己成绩不错,参加过数理化竞赛拿了三等奖。

  “有的当老师了,有的是干部。”毕业后他没再与同学联系,偶尔听村里人说起总又不敢打听。

  说这话时,他习惯性地抱着双臂,低头皱眉,操着夹杂着口音的普通话,努力地要调动书面语。

  据一位同乡工友说,平时他也是如此,虽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却不喜欢吃辣椒,也瞧不上打扑克,闲来就找工友要报纸看,大伙也习惯了他的严肃和寡言。

  只有北大、清华等高校的大学生来工地放电影、做普法宣传了,他才活泛起来,不被动员就主动去听,并津津乐道于他们的来头,日后还保持短信联系。

  生产队长南下流浪打工

  由于读过高中,他被推举做了生产队长。他说动几户农民办起了副业。等他想把这几户联系起来“形成规模效益”时,没人响应了。

  不过,在1985年的川北山村,在170多人的自然村,读了高中的他仍是佼佼者,大伙推举他做了生产队长。

  那时的他就爱听广播,还订了份《农民文摘》,拿小本子记下养殖专业户的故事,走家串户讲给同乡们听。有几户被说动了,办起副业,每年多了几十块收入。等他想把这几户联系起来“形成规模效益”时,没人响应了。

  于是,干了三年的生产队长,何正文南下打工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不懂粤语的他流浪于南方,在工厂做过小工,在农场做过杂役。

  广东惠东有片绿色高科技农田,管事的似乎是个大学老师,何正文管他叫教授。在农田打工的六七年间,签了一辈子唯一的劳动合同。

  每天工作八小时,每月工资600元,合同里写得清清楚楚,那时的日子简单快乐。先后有了两个孩子,都夭折了,他不敢对未来有奢望。

  “可惜赚得太少,还是没能清贫下去。”何正文说,同一时期,在工厂做工月收入1000元,在工地能拿到1300元。

  工地说好是男女同工同酬,但要结算时女工工钱被压低。他将工友组织起来决定围堵工程部。不料翌日工友瓦解了。

  此后,受气、被扣钱如一部长寿剧般,在何正文的打工生涯中不断重放,虽然他坚持认为“咱是走正道的人,不惹那些事”,虽然他走路、坐船坚持来左去右,落座前先用手擦把椅子,哽咽时会拿出纸巾别过头去擦鼻涕。

  去年春节前,他和妻子在唐山做工。说好男女同工同酬每天70元,但结算时工头将女工压低到50元。读过书、年龄稍长的何正文组织工友,决定择日围堵工程部。不料翌日工友就瓦解了。

  在何正文的生活中,理想总是没赶上现实的火车,他长叹“快半百的人,没办成一件大事”,直到近半年来的两件事刺激了他。

  今年3月,何正文与小其7岁的胞弟何正武通过老乡介绍,来到北辰香麓工地。

  3月中旬的北京乍暖还寒,一个雨夜,何正文听到工地外的哭闹。江苏工友石二东与其母在铁栅栏外苦求见领导要工伤费。石二冬称,他春节前在此打工时从地下室跌落,脊椎损伤,但因没签劳动合同书,工头不承认工伤。

  “雨下了一夜,他们也待了一夜。”何正文心里不是滋味。收工后,他溜去项目部工棚,假装在聊天发短信,其实已暗自存下墙壁上张贴的各负责人职务、姓名和手机号。日后,他又主动联系上石二冬,叮嘱他主动给工头打电话,并做录音。但结果不了了之。

  与此同时,何正文的妻子席君华也目睹了一件不平事。席君华在西站附近一家小饭店负责杀鱼。一天,不到20岁的小杂工偷吃了把花生米,主厨发现后三次将其推倒在地。

  当晚,据席君华说,小杂工就被辞退,由于没有合同,挨了打也无处说理。

  “十年后,我儿子也可能被这么打。”笑呵呵的川妹子席君华眼泪滴答直落,她的儿子现年8岁,正在老家读书。

  为了不让以后儿子也受同样的气,何正文瞒着妻子,决定赌一把去做件大事。

  倔强农民打黑工讨合同

  生活总得继续,他一边为合同申请仲裁,一边打黑工。工友们散伙前聚会,他唱了《国际歌》,末了喊着“让我们这种思想冲破牢笼”。

  他们要讨一张劳动合同,要申请仲裁。

  仲裁的主意是何正文出的,他已暗自盘算一个月了。

  3月份来工地时,工头蒲坤阳承诺何正文兄弟每天120元-130元,但5月20日,蒲坤阳从工地消失。9月5日劳务公司撤出该工地时,非但没发3月6日至5月20日的工资,还以每天70元-80元的标准发放了5月22日至9月5日的工资。

  “工资不是上帝施舍的,是我自己挣的。”不满的他在白天干活时,找机会与弟弟商量诉诸法律,弟弟同意了。

  十余平方米的小房,每月130元租金,兄弟俩挤在一张床上,定下生死盟约,即一旦因报复遇难,只要两人中任何一人有能力,须将对方子女视如己出抚养成人。而所谓床,也就是木板下垫了八层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