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立生死约，只为讨份劳动合同

　　2009年10月13日，温泉白家疃村的一处出租屋内，何正文(右)在试图打开遮阳伞好把它收起,他的行李包上放着“法律援助条列”的宣传册

　　何正文 46岁，四川阆中市妙高镇农民。

　　五年前他来到北京当建筑工人。来京之前，何正文南下打工15年。

　　由于没有劳动合同，他常常被克扣工资。

　　直到今年再度目睹过工友被打投诉无门后，他瞒着妻子，偷偷与在同一工地的弟弟签下生死契约后离开工地，将劳务公司提起仲裁。

　　考大学、搞致富、下广东……

　　46岁的何正文长于四川农村，打工漂泊于四方。他一辈子都想做成件大事，却一次次失利。

　　为了讨份劳动合同，今年9月份，他被拖欠半年工资后，连夜离开工地，将劳务公司告上劳动仲裁委员会。

　　近日，丰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仲裁委员会向其送达受理通知书，确认12月15日下午开庭审理。

　　得奖高手生病无缘高考

　　毕业后他没再与同学联系。他瞧不上打扑克，闲来就找工友要报纸看，大伙也习惯了他的严肃和寡言。

　　如果不是当年错过高考，何正文或许不会打了近20年工。

　　如今46岁的他，约1.7米高、110斤重，与大多数的农民工一样头发纠结、皮肤干燥，盘算着赚点血汗钱后回家养老。

　　高中二年级下学期，他大病一场，加上家境贫寒，没能撑完最后半年(当时高中为两年制)去参加高考。他至今记得自己成绩不错，参加过数理化竞赛拿了三等奖。

　　“有的当老师了，有的是干部。”毕业后他没再与同学联系，偶尔听村里人说起总又不敢打听。

　　说这话时，他习惯性地抱着双臂，低头皱眉，操着夹杂着口音的普通话，努力地要调动书面语。

　　据一位同乡工友说，平时他也是如此，虽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却不喜欢吃辣椒，也瞧不上打扑克，闲来就找工友要报纸看，大伙也习惯了他的严肃和寡言。

　　只有北大、清华等高校的大学生来工地放电影、做普法宣传了，他才活泛起来，不被动员就主动去听，并津津乐道于他们的来头，日后还保持短信联系。

　　生产队长南下流浪打工

　　由于读过高中，他被推举做了生产队长。他说动几户农民办起了副业。等他想把这几户联系起来“形成规模效益”时，没人响应了。

　　不过，在1985年的川北山村，在170多人的自然村，读了高中的他仍是佼佼者，大伙推举他做了生产队长。

　　那时的他就爱听广播，还订了份《农民文摘》，拿小本子记下养殖专业户的故事，走家串户讲给同乡们听。有几户被说动了，办起副业，每年多了几十块收入。等他想把这几户联系起来“形成规模效益”时，没人响应了。

　　于是，干了三年的生产队长，何正文南下打工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不懂粤语的他流浪于南方，在工厂做过小工，在农场做过杂役。

　　广东惠东有片绿色高科技农田，管事的似乎是个大学老师，何正文管他叫教授。在农田打工的六七年间，签了一辈子唯一的劳动合同。

　　每天工作八小时，每月工资600元，合同里写得清清楚楚，那时的日子简单快乐。先后有了两个孩子，都夭折了，他不敢对未来有奢望。

　　“可惜赚得太少，还是没能清贫下去。”何正文说，同一时期，在工厂做工月收入1000元，在工地能拿到1300元。

　　工地说好是男女同工同酬，但要结算时女工工钱被压低。他将工友组织起来决定围堵工程部。不料翌日工友瓦解了。

　　此后，受气、被扣钱如一部长寿剧般，在何正文的打工生涯中不断重放，虽然他坚持认为“咱是走正道的人，不惹那些事”，虽然他走路、坐船坚持来左去右，落座前先用手擦把椅子，哽咽时会拿出纸巾别过头去擦鼻涕。

　　去年春节前，他和妻子在唐山做工。说好男女同工同酬每天70元，但结算时工头将女工压低到50元。读过书、年龄稍长的何正文组织工友，决定择日围堵工程部。不料翌日工友就瓦解了。

　　在何正文的生活中，理想总是没赶上现实的火车，他长叹“快半百的人，没办成一件大事”，直到近半年来的两件事刺激了他。

　　今年3月，何正文与小其7岁的胞弟何正武通过老乡介绍，来到北辰香麓工地。

　　3月中旬的北京乍暖还寒，一个雨夜，何正文听到工地外的哭闹。江苏工友石二东与其母在铁栅栏外苦求见领导要工伤费。石二冬称，他春节前在此打工时从地下室跌落，脊椎损伤，但因没签劳动合同书，工头不承认工伤。

　　“雨下了一夜，他们也待了一夜。”何正文心里不是滋味。收工后，他溜去项目部工棚，假装在聊天发短信，其实已暗自存下墙壁上张贴的各负责人职务、姓名和手机号。日后，他又主动联系上石二冬，叮嘱他主动给工头打电话，并做录音。但结果不了了之。

　　与此同时，何正文的妻子席君华也目睹了一件不平事。席君华在西站附近一家小饭店负责杀鱼。一天，不到20岁的小杂工偷吃了把花生米，主厨发现后三次将其推倒在地。

　　当晚，据席君华说，小杂工就被辞退，由于没有合同，挨了打也无处说理。

　　“十年后，我儿子也可能被这么打。”笑呵呵的川妹子席君华眼泪滴答直落，她的儿子现年8岁，正在老家读书。

　　为了不让以后儿子也受同样的气，何正文瞒着妻子，决定赌一把去做件大事。

　　倔强农民打黑工讨合同

　　生活总得继续，他一边为合同申请仲裁，一边打黑工。工友们散伙前聚会，他唱了《国际歌》，末了喊着“让我们这种思想冲破牢笼”。

　　他们要讨一张劳动合同，要申请仲裁。

　　仲裁的主意是何正文出的，他已暗自盘算一个月了。

　　3月份来工地时，工头蒲坤阳承诺何正文兄弟每天120元-130元，但5月20日，蒲坤阳从工地消失。9月5日劳务公司撤出该工地时，非但没发3月6日至5月20日的工资，还以每天70元-80元的标准发放了5月22日至9月5日的工资。

　　“工资不是上帝施舍的，是我自己挣的。”不满的他在白天干活时，找机会与弟弟商量诉诸法律，弟弟同意了。

　　十余平方米的小房，每月130元租金，兄弟俩挤在一张床上，定下生死盟约，即一旦因报复遇难，只要两人中任何一人有能力，须将对方子女视如己出抚养成人。而所谓床，也就是木板下垫了八层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