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的法理思考与立法建议（5）

　　第九节积极鼓励职工之外的非股东社会利益代表参与公司机关

　　一、美国与欧洲国家在非股东社会利益代表参与公司机关制度方面的比较

　　除公司职工之外的其他非股东的社会利益代表，特别是美国多数州的非股东利害关系人立法中提到的供应商、债权人、顾客及公司开展经营活动所在社区，是否也可以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结构，是欧共体第五号公司法指令草案中的一个盲区，也是多数欧洲国家在公司法中很少提及的问题。有趣的是，美国多数州的非股东利害关系人立法意识到了公司社会责任的内容不仅包括对职工的责任，而且包括对供应商、债权人、顾客及公司开展经营活动所在社区的责任。只可惜这么丰富的公司社会责任是由公司的董事和经营者去把握和履行的，很少向前面提到的欧洲国家那样，大刀阔斧地改革传统的公司机关体系，把职工请进公司的监事会，让职工直接与股东一道参加公司的经营管理。而欧洲国家带了一个让非股东的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结构的好头，但又局限于非股东的社会利益代表中的职工。

　　美国与某些欧洲国家之间的这种强烈的反差，很有启发意义，很值得研究。因为只要我们扬弃两者的各自缺点与不彻底性，并大胆地吸收两者的各自优点与先进性，特别是美国多数州的立法者在认识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所面向的社会利益集团时所表现出来的开阔的视野、欧洲不少国家在破除传统的股东利益代表操纵全部公司机关的立法模式时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魄力，，就很容易创造出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利益代表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结构的制度出来。

　　二、鼓励职工之外的其他非股东社会利益代表参与公司机关的方向

　　1·不同的利益结构要求在公司决策结构中采取不同的参加形式。例如，就工作安全和工作健康的决策而言，只有公司职工代表有资格与股东代表平等地参与公司决策程序；而就商品或服务的安全和健康的决策而言，只有消费者和用户代表有资格与股东代表共同参与公司决策程序。

　　2·在公司决策程序中参与表决不是影响公司决策的唯一途径。因为占有少数席位的社会利益享有者（stakeholders）代表无法阻拦那些占据多数席位的股东利益代表把自己的意志转化为公司整体的意志。让社会利益享有者与股东平等地参与公司决策应当是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的必要一环。平等式参加之所以公平合理，原因在于社会利益享有者与股东对于公司的决策享有同等重要的利益份额和利害关系。

　　三、导入消费者董事制度的前瞻

　　鉴于绝大多数假冒产品都是有形形色色的公司们炮制出锅的，作为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的重要步骤，有必要积极探索消费者代表参与公司董事会的新路子。具体说来就是，鼓励与保护被商家们奉为“上帝”们的消费者代表步入公司决策层，并赋予其全方位的知情权、与股东董事、职工董事一道就公司的经营战略、投资计划、产品开发、产品质量检验等重大问题参与表决的决策权、就涉及消费者切身利益的问题行使的否决权等积极、有效的权利。当然，消费者董事必须来自消费者，由消费者所选，并为消费者服务，不能为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公司所收买，不能与制假卖假的奸商同流合污、狼狈为奸、助纣为虐。因此，消费者董事应当具有很高的素质，既要有德，始终不渝地把消费者利益的维护放在自己的心坎上；还要有能，通晓公司的经营管理，熟悉公司生产或经营的商品的有关知识，尤其是该商品对消费者切身利益的影响，从而做到耳聪目明，不为奸商的巧言令色和表面文章所欺骗，更有效率地在产品和服务投入市场之前为广大消费者站好岗、放好哨。为确保消费者董事的廉洁与效率，立法中还要规定消费者董事对广大消费者的定期社会报告义务，这种报告要在新闻媒介上公开。

　　我国现在不少具有远见卓识的公司已经逾越现行公司法和企业法的局限性，诚恳主动地把消费者请进公司、企业的经营决策圈。据报道，1997年3月上海市虹口区商委及所属第七百货商店推出了一项新举措：，把消费者请进商店决策层，以促进商业零售企业规范服务达标。该商店有8名顾客代表担任“顾客理事会”常任理事，直接参与商店的经营决策。[113]此举的确大胆、睿智和超前，不禁让我们的学者和立法者汗颜。当务之急，我们必须加紧研究有关消费者董事的具体制度，并尽快出台实施。如果我国成千上万的公司里都有消费者代表活跃在公司的决策层，那么欺诈行为和假冒伪劣产品必将收敛许多。

　　四、导入环保董事制度和其他公共利益代表董事制度的探讨

　　除了消费者参与制度外，我们还要在《公司法》中引入环境保护代表步入公司决策层的环保董事制度。适用环保董事制度的公司限于那些在其生产过程、经营过程中及其用户和消费者在产品或服务的使用或消费过程中具有污染环境之虞的公司，至于那些无污染的无烟产业的公司在不在此列。环保董事包括国家环保部门、民间环保组织选派的代表，也包括公司所在地的居民代表、使用或消费公司产品或服务的用户和消费者代表。

　　此外，其他非股东的社会利益代表在公司经营管理结构中的参与制度也要完善起来。例如，为预防中银信托投资公司和中国农业信托投资公司之类的公司丑闻事件再次重演，切实保护广大储户的利益，我们应当鼓励储户代表进入商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决策层，并尽快法律化、制度化。其他与社会公共利益联系密切的公司也要引入非股东的社会利益代表在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结构的法律机制。

　　笔者认为，应当鼓励公司在公司机关体系内部设立专门的社会公共事务机构，指派专职雇员负责处理与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有关的具体工作。社会公共事务机构的工作应当以追求营利最大化的商事目标与承担公司社会责任的非商事目标为理念，以带动和引导公司承担社会责任为工作重心。为做好这一工作，社会公共事务机构既需要与公司经营战略规划部门保持密切联系，了解本公司在追求营利方面的经营决策与重大商事活动；也要注意倾听社会公众对公司的评价、批评与建议，及时为公司决策部门调整经营战略、强化公司社会责任意识、改善公司的社会现象，而及时提供相关信息与咨询意见。

　　第十节 结论

　　观念是行为的先导。有必要在商界、。如果全社会对公司社会责任普遍持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明哲保身态度，强化公司社会责任只能陷入空谈。、。大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的董事、经理、监事、大股东（包括机构投资者）应当意识到摒弃铜臭气、建设公司良心、推进社会正义与社会权的重要性。鉴于无法彻底把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规范，鉴于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不少行为表现为自愿式的慈善行为，促进公司管理层公司社会责任意识的觉醒，显得十分迫切。

　　早在1900年时，著名的美国商人卡耐基就曾高瞻远瞩地指出，商人必须“把自己手中掌握的公司资金视为一种信托资金，他有义务为了使社会最大限度地受益而管理好这笔资金”；[114]杜邦先生在1971年时也指出，“杜邦公司不仅要对劳动者、客户和股东负起责任，而且要对社会公众和公司所在社区负起责任。杜邦公司认为，为了保持公司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商界必须以实际行动满足社会公众对自己的需求和期盼，必须让社会公众更好地了解公司对社会的贡献”。[115]相比之下，我国公司出资捐助“希望工程”、国粹中的文化艺术、大中小学、洪涝干旱地震灾区人民，为老少边穷地区修桥铺路、挖井引水、扶贫攻关的事迹亦不在少。可惜，其中不少公司是在政府的动员下硬着头皮、或者为了改善自身的公司形象而为之。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如何让我国成千上万的公司董事、总裁、老总们真正在头脑中坚定树立起全面的公司社会责任意识，并将其落实到公司经营管理的每一个环节之中，将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

　　除了对公司经营者进行道德教化，应当及早就公司社会责任的强化作出系统、全面的制度安排。要充分发挥法律在强化公司社会责任方面的推动、保护和规范作用，必须从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的实践出发，大胆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先进的经济立法经验，以确认和保护经济民主、社会权与公司社会责任为价值取向，义无反顾地进行立法改革，构建门类齐全、结构协调、功能合理、层次分明、动态开放、与市场经济规律相契合、与现代先进国际惯例相接轨的法律制度体系。当然，在运用比较法学研究方法从国外移植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制度时，必须十分谨慎。稍有不慎，就很容易把貌似相同的法律制度视为同样的法律制度，甚至给世人留下削足适履之讥。在完善立法、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应当及时公布相关的立法草案，鼓励公司的各类利害关系人参与立法讨论，并推出自己的立法建议。某些地方的行业性立法，如出租车行业立法，单纯征求出租车公司的意见，主要保护出租车公司的利益，而对广大乘客的利益和意见体现不多，社会影响非常不好。要想真正促进经济民主化、强化公司社会责任，促进措施的本身也应符合法治和民主精神，力戒立法者和规则制定者在公司财力的影响下产生腐败和专横。

　　鉴于传统公司法的理念是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赚钱而忽略了公司社会责任，，而不应局限于纯粹的公司法或社会法部门。换言之，所有的法律部门，无论是公法（如行政法、经济法、宪法）、私法（如民法和商法），还是社会法（如劳动法、社会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环境保护法）都应体现公司社会责任的精神。公司在推动社会权方面大有可为。例如，社会保障基金与公司社会责任密切相关。为应付有可能发生的福利国家危机，有必要改革公司税制与社会保障税税制，以缓解社会保障基金筹措中的难题。

　　应当摒弃传统的公司法理念，确认营利最大化的商事目标与承担公司社会责任的非商事目标为公司的二元化目的。由于公司社会责任对营利最大化目标的限制和纠正作用，营利最大化目标应当改称为“营利最佳化目标”或“营利合理化目标”。对我国对传统公司法中的越权理论也应重新作出解释，以保护董事会践行公司社会责任的正当决策，尤其是在合理限度内牺牲公司利润的决策，不为股东的直接诉讼或代表诉讼所推翻。实际上，我国《公司法》第14条第1款应当解释为要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雨伞条款。[116]

　　就公司机关体系而言，公司决策程序应当对社会政策、社会权与社会正义予以充分的关注。应当进一步完善劳动者、消费者与其他非股东利益代表在公司机关中的参与制度。借鉴挪威的公司大会制度，我国传统股东大会的组成结构也应进一步改革，同时容纳股东利益代表与一定比例的非股东利益代表。董事会也应导入劳动者、消费者、用户（包括电脑用户与污染环境的化肥用户）、公司所在社区、政府机关与其他非股东利益代表的参与制度。借鉴挪威的职工代表副董事和观察员制度，立法中既要明确在公司机关中与股东代表一同享有权利义务的正式非股东利益代表，也要设立非股东利益副代表制度和观察员制度，以提高非股东利益代表参与的实效，预防某些非股东利益代表的腐败。公司内部应当设置专门负责社会事务的高级管理人员，并由社会任免。在进一步改革现有公司监督机制的基础上，应当建立健全对公司的社会监督法律机制，以确保公司经营者对社会负责。有必要制定公正、详细、具有可操作性的，协调股东利益与非股东利害关系人利益的行动指南。对公司章程的性质进行一番反思也是有意义的。传统的公司章程乃由公司股东及其利益代表制定。应当允许非股东利害关系人和社会公众影响公司章程。

　　董事的传统义务，如勤勉、注意与技巧的义务，忠实义务（包括不得开展自我利益冲突交易），都是向公司股东利益所负的，旨在确保经营者的效率。应当进一步增强非商事目标对董事权力与义务的影响，实质性地践行公司社会责任。为此，可以制定详细的、协调股东与非股东利害关系人在公司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利益冲突的法律规则，以引导公司经营者的行为。

　　公司社会责任是维持公司法人资格与股东有限责任原则的合理代价。当公司运用某些计谋回避其应尽的社会责任（如对劳动者负有工资支付义务、对债权人负有金钱之债、成立工会的义务）时，应当撩去公司的法人面纱，剥夺股东（包括母公司）享有的有限责任优惠，强制公司及其股东承担社会责任。

　　为鼓励公司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应当导入和贯彻有关公司事务，特别是有关公司社会责任事宜的社会公开制度。，，不断地提醒我们，对公司事务进行社会公开是何等之重要。但是，现行公司法和证券法规定的信息公开披露的内容主要局限于“财务性公开”，旨在保护股东、证券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应当重新设计信息公开披露制度，把股东之外的其他利害关系人与股东、证券投资者和债权人一道纳入社会公开机制的保护伞下面。对公司信息享有知情权的主体应当扩大到所有公民、所有老百姓。当然，贯彻信息公开披露制度的同时，也应注意对公司商业秘密的保护。

　　没有一套比人类良心更强大有力的奖惩制度，任何实质性的经济制度都不可能很好运转。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设计出强有力的经济利益激励机制和经济利益约束机制，让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司尝到甜头，让拒绝或怠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司尝到苦头。因而，政府应推出一系列优惠措施鼓励公司自愿、全面地践行社会责任。政府应当动员可得资源对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司授予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或者帮助公司树立其在当地、全国乃至国际上的良好形象。政府的褒扬和奖状虽然花不了政府多少钱，对公司却很有刺激作用。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出台和执行鼓励性措施方面应当发挥积极作用。传统公司法允许经营者收入与股东的投资回报挂起钩来，如经营者享有的股份选择权即其适例。为强化公司社会责任事宜，应当把经营者报酬与其履行公司社会责任的程度挂起钩来。

　　惩罚与奖励在强化公司社会责任方面同等重要。众所周知，法律责任所追求的目标有三：制裁、补偿与教育。就刑事责任体系的改革而言，股份罚金作为一种有效的杠杆可以确保公司在各种践踏社会责任的情形下都无法赚钱。承受股份罚金的公司向某个公共机构发行股份，该机构再在股票市场上将其转让出去。结果，股份的市价与公司经营者享有的股份选择权都会被稀释，其他公司也有可能前来收购被处罚的公司。[117]就民事责任体系的改革而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应当被推广到公司从事商事违法行为的所有场合，以保护受影响的非股东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传统公司法上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所体现的精神，对非股东的社会利益代表享有落实公司社会责任的出诉权，具有理论启迪价值。换言之，享有代表诉讼提起权的主体应当由股东延伸到所有利害关系人，特别是非股东利害关系人。对公司适用无过错民事责任的范围也应进一步扩大。涉及公司的行政责任体系改革也应配套进行。

　　为维护社会利益、强化公司社会责任，政府既可以对众多的民营公司予以广泛而深入的适度干预（包括干预公司与其竞争者、工人和消费者等各类社会利益团体的关系等），也可以对关系国计民生甚巨的民营公司予以国有化，可以直接投资举办一些对促进社会权的实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有重要意义的国有独资公司或国有控股、持股公司。笔者认为，国有公司，尤其是国有公用事业公司应当比起普通的私营公司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作为第一步，国家干预市场和公司事务的角色应当重新定位。其他需要探讨的问题包括：国家干预的形式，国有公司承担社会责任与国有公司追求效益之间的矛盾。

。政府有关部门，诸如社会事务部门、公司登记与监督部门、国家计划部门、慈善事业监督部门、环境部门、劳动部门与国有公司监督部门等应当注意观察、监督公司的行为，以鼓励越来越多的公司成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法人市民。为了能够胜任处理涉及公司社会责任事宜的纠纷，法官与律师应当具有相当的才干与经验。

　　应当鼓励发展推动公司社会责任的非政府组织。雇主组织在通过自律机制强化公司社会责任方面理应发挥更大作用。工商业联合会、工会、消费者组织、环境组织和其他非股东利害关系人团体也会作出许多重要贡献。建议中国企业家协会早日制定一部具有自律性的《公司履行社会责任行动守则》，督促公司自觉践行社会责任。

　　应当进一步加强强化公司社会责任事宜的国际合作。就国际性（包括区域性）的制度设计而言，凡是涉及社会权利的国际文件（包括但不限于《经济、社会和文化国际公约》、，都应当明确地肯定公司社会责任在促进社会权利实现方面的作用。有关跨国公司、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国际文件，应当转变过去那种对公司社会责任事宜漠不关心的态度。一般认为，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所负的道义责任是发展责任。[118]但是，发展责任应当作广义解释，理解为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换言之，发展责任同时包括提高经济效益和代表弱者利害关系人两方面的内容。提高经济效益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也是增进所有利害关系人利益的基础。而代表弱者利害关系人则是解决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如何分配经济效益成果的问题。鉴于某些跨国公司造成的严重社会问题、现行法律控制的弱点、跨国公司为逃避社会责任而运用的各种伎俩，应当早日把社会责任的要求纳入东道国与国际两个层面上的投资法律制度。鉴于跨国公司所在国有关公司社会责任的标准有可能高于东道国的标准，对那些在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开展经营活动的跨国公司采取折衷性标准。例如，如果跨国公司所在国的最低工资率是 1000 美元，而东道国的最低工资率是 200 美元，那么对那些在东道国开展经营活动的跨国公司的职工应当适用600美元的最低工资率。如果跨国公司所在国有关环境保护的要求比东道国的要求更加严格，也应采取折衷性标准。这样，社会责任对跨国公司的要求既不过苛，也不过松，较为公平、合理、可行。

　　推而广之，公司社会责任的理念应当进一步提升为一个更加全面、先进的概念，即企业的社会责任或商人的社会责任。无论是公司企业，还是合伙企业、独资企业、合作社企业；无论是商法人，还是商自然人；无论是法人企业，还是非法人企业；无论是国家投资的企业，还是民间投资的企业；都应淋漓尽致地展现企业的社会责任理念或商人的社会责任理念，并把这种理念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规范（含权利规范、义务规范和责任规范）。当然，还应当投入足够的人力与物力深入研究有关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与社会问题。

　　注释：

　　[1] Oliver Sheldon， The philosophy of Management（1924）， p74.

　　[2] Howard Bowen，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Businessman（1953）， p31.

　　[3] Saleem Sheikh，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es：Law and Practice， Cavendish Publishing Limited（ 1996） p15.

　　[4] C Stone， Where the Law Ends（1975）p71.

　　[5] D Votaw， Genius Becomes Rare in The Corporate Dilemma： Traditional Values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edited by D Votaw（1975） p11.

　　[6] R Rutherford Smith， “Social Responsibility： A Term We Can Do Without”，Business and Society Review（1988） p31.

　　[7] R Gunness，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Art of Possible”， Business and Society Review（1986）p25.

　　[8] Milton Friedman，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 in T.Beauchamp and N.Bowie， Ethical Theory and Business， Englewood Cliffs，NJ（1988）。

　　[9] J.T. Ralph， “A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 ？”，Lectuer Delivered in Melbourne， 26th June 1996.

　　[10] Henry G. Manne，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Regulated Utilities”， Wisconsin Law Review 4 （1972）。

　　[11] Henry G. Manne，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Regulated Utilities”， Wisconsin Law Review 4 （1972）。

　　[12] Saleem Sheikh，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es：Law and Practice， Cavendish Publishing Limited（1996） p18.

　　[13] S. Prakash Sethi， The Unstable Ground： Corporate Social Policy in a Dynamic Society（1974）。

　　[14] J. E. Parkinson， Corporate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Issues in the Theory of Company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Edition（London， 1993）， p267.

　　[15] Saleem Sheikh，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es：Law and Practice， Cavendish Publishing Limited（1996）p18-19.

　　[16] 崔之元，《经济民主的两层含义》，《中国与世界》，1997年第4期。

　　[17] D. Marsh and G. Locksley， “Capital in Britian： Its Structural Power and Influence Over Policy”， 6 West European Politics 36（1983）。

　　[18] J. E. Parkinson， Corporate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Issues in the Theory of Company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Edition（London， 1993）， p18.

　　[19] J. E. Parkinson， Corporate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Issues in the Theory of Company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Edition（London， 1993）， p19.

　　[20] 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British Public Company： Financial Report of the Company Affairs Committee（1973）。

　　[21] N. C. Smith， Morality and the Market： Consumer Pressure for Corporate Accountability（London，1990）， p 33-42.

　　[22] Gunter Endruweit and Gerhard Berger， ‘The Functioning of Institutionalised Forms of Workers’ Participation：Seen from a Social Perspective‘， Current Issues in Labour Relations：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A. Gladstone， R. Lansbury， J. Stieber， T. Treu， M. Weiss， Walter de Gruyter Co.， Berlin 30（1989） p87，88.

　　[23] J. E. Parkinson， Corporate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Issues in the Theory of Company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Edition（London， 1993）， p41.

　　[24] Tadeusz Jasudowicz， ‘The Legal Character of Social Righ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Law as a Whole’， Social Rights As Human R

　　ights： A European Challenge， edited by -Krzysztof Drzewicki， Catariana Krause Allan Rosas， Institute for Human Rights， Abo Akademi University， Finland（1994）p23.

　　[25] 转引自，崔之元，《经济民主的两层含义》，《中国与世界》，1997年第4期。

　　[26] Dodd， “For Whom Are Corporate Managers Trustees？”， 45 Harvard Law Review， 1145，1153-54（1932）。

　　[27] Freeman redd， “Stockholders and stakeholders ：A New Perspective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25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1983）。

　　[28] Freeman， R. Edward， Strategic Management： A Stakeholder Approach. Boston： Pitman Press，（ 1984）。

　　[29] Donaldson， Thomas and Lee E. Preston， “The Stakeholder Theory of the Corporation： Concepts，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20 （。 1995） p 86.

　　[30] Clarkson， Max B.E， “A Stakeholder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and Evaluating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20 （1995）， p106.

　　[31] E Merrick Dodd， “For Whom Are Corporate Managers Trustees？”， 45 Harvard Law Review（1932）。

　　[32] J.T. Ralph， “A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Lectuer Delivered in Melbourne， 26th June 1996.

　　[33] Berle， “For Whom Corporate Managers Are Trustees： A Note”， 45 Harvard Law Review， 1365，1367-68（1932）。

　　[34] Adolph Berle Gardiner Means，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 （New York，1932），p355-p356.

　　[35] Dodd， Book Review， 9 U. Chi. Law Review（1942）。

　　[36] Adolph Berle， “The 20th Century Capitalist Revolution”， 169， New York： Harcourt Brace（1954）。

　　[37] David Ruder， “Public Obligation of Private Corporation”， 114 U. Pa. Law Review（1965）。

　　[38] Mcdaniel， “Stockholders and Stakeholders”， 21 Stetson L. Rev.（1991）。

　　[39] James J. Hanks， “Playing With Fire： Nonshareholder Constituency Statutes in the 1990s”， 21 Stetson Law Review 97 （1991）。

　　[40] James J. Hanks， “Playing With Fire： Nonshareholder Constituency Statutes in the 1990s”， 21 Stetson Law Review 97 （1991）。

　　[41] James J. Hanks， “Playing With Fire： Nonshareholder Constituency Statutes in the 1990s”， 21 Stetson Law Review 97 （1991）。

　　[42] 204 Mich. 459， 170 N.W.668（1919）。

　　[43] Pepper v. Litton， 308 U.S.295 （1939）。

　　[44] James J. Hanks， “Playing With Fire： Nonshareholder Constituency Statutes in the 1990s”， 21 Stetson Law Review 97 （1991）。

　　[45] Virgil v. Virgil Practice Clavier Co. 68 N.Y.S.2d 335，337（N.Y.SupCt.1900）。

　　[46] 237 N.E.2d 776（Ill.Appct.1968）。

　　[47] 506 A.2d 173（Del.1986）。

　　[48] 98 A.2d 581（N. J. 1953）。

　　[49] Stephen M. Bainbridge， “Interpreting Nonshareholder Constituency Statutes”， 19 Pepperdine Law Review 971（1992）。

　　[50] Unocal Corp v. Mesa Petroleum co.， 493 A.2d 946 （1985）。

　　[51] Louis Lowenstein， “WhyManagement should （and should not）Have Respect for Their Shareholders”， ， The Journal of Corporation Law （Fall 1991） P2.

　　[52] 崔之元，《美国二十九个州公司法变革的理论背景及对我国的启发》，《中国与世界》，1997年第4期。

　　[53] 崔之元，《美国二十九个州公司法变革的理论背景及对我国的启发》，《我国与世界》，1997年第4期。

　　[54] M．McDaniel，“Stockholders　and　Stakeholders”，Stetson　Law　Review，Vol，21，p．123，1991．转引自崔之元，《美国二十九个州公司法变革的理论背景及对我国的启发》，《我国与世界》，1997年第4期。

　　[55] Blair， Margaret M. 1995. Ownership and Control： Rethink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56] Steven Hill， “Stakeholders VS Stockholders： A Pennsylvania Miracle”，Dollars Senses（July / August， 1995）p17.

　　[57] Saleem Sheikh，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es：Law and Practice， Cavendish Publishing Limited（1996）the preface p199……

　　[58] E Epstein， The Social Role of Business Entterprise in Britain： An American Perspective（1977）， Th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p213.

　　[59] E Epstein， The Social Role of Business Entterprise in Britain： An American Perspective（1977）， Th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p218.

　　[60]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Company Law Reform，1973， Cmnd 5393 HMSO London.

　　[61] 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British Public Company： Financial Report of the Company Affairs Committee（1973）。

　　[62] Saleem Sheikh，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es：Law and Practice， Cavendish Publishing Limited（1996）p13.

　　[63] M Fogarty I Christie， Companies and Communities：Promoting Business Involemenyt in the Community（1990），p121.

　　[64] Working With the Community- A Guide to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D Clutterbuck and D Snow（eds）（1990）。

　　[65] Saleem Sheikh，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es：Law and Practice， Cavendish Publishing Limited（ 1996）p203.

　　[66] Saleem Sheikh，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es：Law and Practice， Cavendish Publishing Limited（1996）p203.

　　[67] Saleem Sheikh，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es：Law and Practice， Cavendish Publishing Limited， 1996， p14.

　　[68] Schmitthoff， The Future of the European Company Law Scene in the Harmonisation of European Company Law（1973）p27.

　　[69] J Humble M Johns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Attitudes of European Business Leaders（1978）。

　　[70] The Directory of Social Change， Company Giving in Europe（1991）。

　　[71] D Logan， Corporate Giving and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Europe： Part of an Emerging Global Trend in Directory of Social Change， Company Giving in Europe（1991）。

　　[72] J Griffiths， The Impact of 1992： Increased Corporate Giving in a Wealthier Europe？ in Directory of Social Change， Company Giving in Europe（1991）。

　　[73] FA，Hayek， The Corporation ina Dynamic Society in M A shen Gbach（eds）Management and Corporations（1960）。

　　[74] T Levitt， The Dangers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Sept Oct， 1958，p 47.

　　[75] Lord Wedderburn “The legal Development of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For Whom Will Corporate Managers Be Trustees？” in Klaus J. Hoptand and Gunther Teubner（eds.），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Directors‘ Liabilities，Walter de Gruyter Co. （Berlin ，1985）。

　　[76] Saleem Sheikh，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es：Law and Practice， Cavendish Publishing Limited， 1996， the preface p201.

　　[77] Adolph Berle， “The 20th Century Capitalist Revolution”， 169， New York： Harcourt Brace（1954）。

　　[78] Robert Clark， Corporate Law， Little.Brown and Company（Boston，1986），p 677-p678.

　　[79] QA Chayes， The Modern and the Rule of Law Corporation in The Corporation in Modern Society， edited by E Mason，1959， p40-41.

　　[80] Rolf Thusing， Der Arbeitgeber， 1979， P249.

　　[81] Gunter Endruweit and Gerhard Berger， p101.

　　[82] Lord K.W. Wedderburn， “Worker Participation in Management Decisions”， International Congress Reports and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Labor Law and Social Security， Volume 1， edited by Benjamin Aaron Donald F.Farwell， The Bureau of National Affairs， inc. Washibgton， D. C.（1984） p 42.

　　[83] Professor Rudolf Strasser， “Participation by Employees in Establishment Level Decision Making”， International Congress Reports and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Labor Law and Social Security， Volume 1， edited by Benjamin Aaron Donald F.Farwell， The Bureau of National Affairs， inc. Washibgton， D. C.（1984）p 93， p96.

　　[84] Gunter Endruweit and Gerhard Berger， “The Functioning of Institutionalised Forms of Workers‘ Participation： Seen from a Social Perspective”， Current Issues in Labour Relations——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A. Gladstone， R. Lansbury， J. Stieber， T. Treu， M. Weiss， Walter de Gruyter Co.， Berlin 30， 1989， p87.

　　[85] Manfred Weiss， Labour Law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 1987， p 173.

　　[86] Judge Harry T. Edwards， “Worker Participation in Management Decisions”， International Congress Reports and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Labor Law and Social Security， Volume 1， edited by Benjamin Aaron Donald F.Farwell， The Bureau of National Affairs， inc. Washibgton， D. C.（1984） p3.

　　[87] International Congress Reports and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Labor Law and Social Security， Volume 1， edited by Benjamin Aaron Donald F.Farwell， The Bureau of National Affairs， inc. Washibgton， D. C.（1984） p20.

　　[88] Robert W. Hamilton， The Laws of Corporations， West Publishing Co.， 1991，p10.

　　[89] Leroy S. Merrifield， “Worker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s Within Undertakings”， International Congress Reports and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Labor Law and Social Security， Volume 1， edited by Benjamin Aaron Donald F.Farwell， The Bureau of National Affairs， inc. Washibgton， D. C.（1984） p18.

　　[90] Manfred Weiss， Labour Law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1987）p 180.

　　[91] Gunter Endruweit and Gerhard Berger， ‘The Functioning of Institutionalised Forms of Workers’ participation：Seen from a Social Perspective‘， Current Issues in Labour Relations：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A. Gladstone， R. Lansbury， J. Stieber， T. Treu， M. Weiss， Walter de Gruyter Co.， Berlin 30（1989） p93.

　　[92] Manfred Weiss， Labour Law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1987） p 180.

　　[93] Gunter Endruweit and Gerhard Berger， ‘The Functioning of Institutionalised Forms of Workers’ Participation：Seen from a Social Perspective‘， Current Issues in Labour Relations：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A. Gladstone， R. Lansbury， J. Stieber， T. Treu， M. Weiss， Walter de Gruyter Co.， Berlin 30（1989）p93.

　　[94] Manfred Weiss， Labour Law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1987）p 180.

　　[95] Gunter Endruweit and Gerhard Berger， ‘The Functioning of Institutionalised Forms of Workers’ Participation：Seen from a Social Perspective‘， Current Issues in Labour Relations：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A. Gladstone， R. Lansbury， J. Stieber， T. Treu， M. Weiss， Walter de Gruyter Co.， Berlin 30（1989） p93.

　　[96] Ole Hasselbalch， “Worker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s within undertakings”， International Congress Reports and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Labor Law and Social Security， Volume 1， edited by Benjamin Aaron Donald F.Farwell， The Bureau of National Affairs， inc. Washibgton， D. C.（1984）p175.

　　[97] Olof Bergqvist， “Worker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s within undertakings”， International Congress Reports and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Labor Law and Social Security， Volume 1， edited by Benjamin Aaron Donald F.Farwell， The Bureau of National Affairs， inc. Washibgton， D. C.（1984）p377.

　　[98] Julian Phillips， Australia， “Worker Participation in Management Decisions”， International Congress Reports and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Labor Law and Social Security， Volume 1， edited by Benjamin Aaron Donald F.Farwell， The Bureau of National Affairs， inc. Washibgton， D. C.（1984）p 45.

　　[99] Coopers Lybrand， Employment Law in Europe： A Country by Country Guide for Employers， Gower Publishing Company（1992）， p 27， p161，p190.

　　[100] Final report on European systems of worker involvement with regard to the European Company Statute and the other pending proposals of May 1997 by group of experts.

　　[101] M. Biagi， p 347； Manfred Weiss， Labour Law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1987） p 180， 181.

　　[102] Manfred Weiss， Labour Law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1987）p 181.

　　[103] M. Biagi， p 347.

　　[104] Manfred Weiss， Labour Law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1987）p 180， 181.

　　[105] Manfred Weiss， Labour Law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1987） p 181， 182.

　　[106] Final report on European systems of worker involvement with regard to the European Company Statute and the other pending proposals of May 1997 by group of experts.

　　[107] Manfred Weiss， Labour Law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1987）p 181.

　　[108] Professor Anders Victorin， Sweden， p45.

　　[109] Final report on European systems of worker involvement with regard to the European Company Statute and the other pending proposals of May 1997， submitted by group of experts in the EU.

　　[110]Final report on European systems of worker involvement with regard to the European Company Statute and the other pending proposals of May 1997， submitted by group of experts in the EU.

　　[111] Leroy S. Merrifield， p 24.

　　[112] Manfred Weiss， Labour Law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1987）p 182， 183.

　　[113] 《“第七百货”成立“顾客理事会”，消费者进入商店决策层》，上海《解放日报》，1997年3月17日，电子版。

　　[114] A Carnegie， The Gosepel of Wealth（1900）， p13.

　　[115] Dupont‘s Annual Repot，1971.

　　[116]该款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遵守职业道德，，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117] See also， J. E. Parkinson， Corporate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Issues in the Theory of Company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Edition（London， 1993）p357.

　　[118] Tavis， Lee A. 1996.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Multinational Managers and Developing Country Concerns. Notre Dame，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p350-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