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法定义务的完善——兼对祖国大陆及香港、台湾地区相关规定的比较

　　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法定义务的完善——兼对祖国大陆及香港、台湾地区相关规定的比较

　　一

　　证券投资信托已成为当今降低证券投资风险，平衡证券市场投资供求关系，进行有效投资，稳定投资收益的一个有效形式。祖国大陆的证券投资信托活动是于1992年以证券投资基金形式出现在证券交易活动之中的，然而，1998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并于1999年7 证券法》， 对证券投资基金活动中的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和证券投资基金事业的运作规则并未作出规定。目前，祖国大陆对证券投资基金设立、募集、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基金的管理和运作等，。

　　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中，基金管理人是基金资产的实际经营者，所以，如何设定基金管理人(基金经理公司，以下同)的法定义务，或者如何依照法定义务设定其管理和运作基金募集资金的法定准则，达到既有利于投资利益最大化又能最大限度减小投资风险的目的，是十分重要的。它关系到每一个证券投资基金的生存和发展，关系到大众投资者(包括基金受益人，以下同)的投资收益和投资风险等切身利益，关系到整个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值得认真探讨。

　　二

　　目前，世界上各国的证券投资信托立法主要采取两种模式设定证券投资信托活动的组织形式：一种是契约型，即以证券投资信托合同为基础连结有关当事人，组织经营证券投资信托;以运用信托财产之证券投资信托事业者(如证券投资基金)为委托人，以投资者为受益人，以受托银行为受托人，三方当事人组成。其中委托人发行证券投资信托受益凭证由投资人购买，并由委托人指示受托人对基金募集到的资金进行保管。另一类是公司型的，即以证券投资为目的成立公司，由该证券投资信托公司以发行股票筹集资金，投资人购买股票而为股东，分担公司证券投资盈亏;公司和股东之间不以信托合同而以公司章程为基础。公司型证券投资信托依规定将其信托资金交由保管机构保管，因此亦同契约型证券投资信托一样有三方当事人。(注：参见赖英照：《证券交易法逐条释义》(第一册)，台湾三民书局1987年3月再版，第215页。)这种由公司募集到的信托资金也可以作为一种证券投资基金。由此可见，投资基金在契约型证券投资信托关系中主要是指证券投资信托组织;在公司型证券投资信托关系中主要是指证券投资信托募集的资金。所以一般情况下，证券投资基金既可以指证券投资信托的组织，也可以指从事证券投资信托事业的组织募集的证券投资信托资金。

　　因为证券投资基金既是证券投资信托的组织形式也是证券投资信托资金，所以，不管是按照传统财产信托法原则建立的由投资人与管理人之间的投资与经营关系，加之由基金托管人与管理人之间的监督保管关系共同所组成的证券投资信托法律关系，还是按照现代信托商业化的法律原则构建的由基金管理人(代表投资人)与基金保管人，三位一体签订一个证券投资信托契约所组成的证券投资信托法律关系，基金管理人始终是证券投资信托基金的实际经营管理人。(注：参见吴弘主编：《证券法论》，上海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3月版。 )按照财产信托法的基本原则，证券投资信托基金的投资人向基金投资，把资金交给基金管理人经营管理并在相当程度上放弃了对投入资金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完全是基于对基金管理人的人格和能力的信任;基金管理人有对投资人和受益人忠实和基于对利益负责的基本责任。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证券投资信托法律或法规都围绕这两方面设定基金管理人的基本法定义务。从此意义上说，基金管理人的法定义务主要是为了证券投资信托基金投资人(包括受益人)的利益而设定的。

　　三

　　按照基金管理人有对基金投资人和受益人忠实的根本要求，基金管理人主要有以下法定义务：

　　(一)基金管理人的自有资金应与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相分离，其管理的第三人的资金也必须与基金的资金相分离。这是保证证券投资信托资金的独立性，督促基金管理人勤勉经营管理证券投资信托资金，便于监督审查基金的资金营运状况，防止基金管理人假基金资金从事不正当活动所必需的。

　　中国证监会1997年发布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实施准则(第一号)证券投资基金契约内容与格式(试行)》(以下简称《实施准则》)关于基金管理人义务的第2 项中就有“保证所管理的基金资产和管理人的资产相互独立，保证不同基金在资产运作、财务管理等方面相互独立”的规定。我国台湾地区则将此义务同时设定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保管人的共同义务。台湾地区1981年发布、1996年最新修正的《证券投资信托事业管理规则》(以下简称《管理规则》)第23条规定，证券投资事业募集之各证券投资信托基金应有独立之会计，并应依“证管会”文规定作成各种簿册文件。台湾地区1983年发布、1995年最新修正的《证券投资信托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第12条第1款、第2款规定， 证券投资信托基金应由基金保管机构分别基金帐户独立设帐保管之;基金保管机构应使证券投资信托基金独立于其自有财产之外。香港地区《证券条例》对证券投资信托事业也无具体的规定，香港证监会1990年制定、1995年最新修订的《单位信托及共同基金守则》(以下简称《守则》)对此义务没有规定，而香港《受托人条例》第89条规定：“信托公司以受托人身份收取或持有的所有款项、财产及证券，须经常与公司的款项、财产及证券分开保存及记帐……”

　　(二)基金管理人不得用自己的资金或者用与其有信托契约关系以外的第三人资金买卖上市公司的股票。基金管理人作为证券投资信托资金的实际经营管理人，如果禁止其用自有资金买卖上市公司的股票，那么，在法律上就设定了其经营管理上的利益应当主要来自于信托契约约定的，从经营运作证券投资基金资金的盈利中提取报酬;基金管理人的主要业务活动应专一为基金服务。基金的资金投资所带来的获利条件或者机会应当属于投资人和受益人所有，非经他们同意，不得为别人所利用。基金管理人必须绝对忠实于投资人和受益人，不但自己不得利用经营基金资金带来的机会为自己牟利，也不得以此为第三人牟利，更不得拿着投资人和受益人支付的报酬为自己或第三人做事。

　　关于这个法定义务，， 但是其仅规定“禁止基金管理人以基金的名义使用不属于基金名下的资金买卖证券”，而对基金管理人自有资金买卖证券的问题则无规定。我国台湾地区《管理规则》第9条第1款则规定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不得以自有资金从事上市公司股票的买卖，而对基金管理人为基金以外的第三人或用第三人资金以自己名义买卖股票的问题则无规定。香港《守则》则无此方面义务的规定。

　　(三)不得用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买卖与基金有利害关系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就是对基金管理人而设定的这项义务;台湾地区《管理办法》第15条第1款第4项和第5项规定， 不得对本证券投资信托事业同时经理之各证券投资信托基金为证券交易行为;禁止买卖与本证券投资信托事业有利害关系公司所发行的证券，都是针对基金管理人的义务。(注：根据台湾地区《证券投资信托事业管理规则》第2 条规定，证券投资事业是指发行收益凭证募集证券投资信托基金及其运用基金从事证券及其相关商品的投资。)香港《守则》规定，如果管理公司任何董事或高级人员拥有一家公司或组织的任何一种证券的票面价值超过该证券全数已发行的票面总值的0.5%， 或管理公司的董事及高级人员合共拥有的该类证券的票面值超逾全数已发行的票面总值的5%， 则有关集合投资计划不可投资于该类证券之上。

　　至于何谓与基金或者基金管理人有利害关系的公司，祖国大陆《暂行办法》没有具体的解释，台湾地区《管理办法》的解释是“持有该基金已发行股份总数5 %以上的公司或者指担任基金经理公司董事或监察人的公司”。这种利害关系交易因为大多数是受关联公司控制的，极易损害基金大多数投资人和受益人的利益，当属禁止之列。但是，在少数情况下也有正当的这种关联交易，必须由基金管理人征得基金的受益人和保管人同意后方可进行。

　　(四)禁止或限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包括基金管理公司内部关联人员)与其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之间进行证券买卖。这是防止基金管理人利用经营投资基金之便利为自己以及与其关联人员，牟取不当利益的根本措施，也是基金管理人必须对基金投资人和受益人忠实的基本要求。

　　祖国大陆的《暂行办法》及其实施准则中均无此项义务的规定。台湾地区《管理规则》第27条第1 款规定：“证券投资信托基金事业之董事、监察人、经理人或其关系人，除经证管会核准外，于证券投资信托事业决定运用证券投资信托基金买卖某种上市、上柜公司股票时起，至证券投资信托基金不再持有该种上市、上柜公司股票时止，不得参与同种股票买卖。”依此规定，基金经理公司之内部人员无法与投资信托基金为股票买卖交易之可能。(注：陈春山：《证券投资信托专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9月版，第346页。)关于上述“关系人”，该《规则》第8条规定为“股东为自然人者，指其配偶、 二亲等以内之血亲及股东本人或配偶为负责人之企业;股东为法人者，指受同一来源控制或具有相互控制关系之法人”。香港《守则》关于对单位信托或共同基金集合投资计划管理的公司一般责任中规定，自行管理计划的董事不可以主事人身份与该计划进行任何交易。并规定，管理公司、投资顾问、该计划的董事或他们的关联人士，如果以主事人身份与该计划交易，必须事先征得受托人/代管人的书面同意。《守则》对“关联人士”的界定是“就一家公司来说，指：(1 )直接或间接实益拥有该公司普通股本20%或以上人士或公司，或能够直接或间接行使该公司总投票数10%以上人士或公司;(2)符合(1)款所述其中一项或全部两项规定的人士或公司所控制的人士或公司，或(3 )任何与该公司同属一个集团的成员，或(4)任何在(1)、(2)或(3)款所界定的公司及该公司的关联人士的董事或高级人员”。

　　(五)基金管理人必须亲自经营管理和运作基金的资产。证券投资信托既是信赖关系又是委托关系，按照大陆法系民法委托代理和信托法的基本原则，基金管理人作为基金投资人投入基金资金的实际掌管人，其有义务亲自运作基金资产，不经基金投资人或保管人同意不得委托其他人运作。

　　中国证监会《实施准则》关于基金管理人义务的第4 项中有“不得委托第三人运作基金资产”的规定。台湾地区的《管理办法》和《管理规则》以及香港《守则》对此义务均无作出规定。

　　(六)按照法律规定的期限计算由其经营的基金资产的净值并作出公告。这也是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投资人和受益人忠实与负责的基本要求之一。

　　中国证监会《实施准则》关于基金管理人义务的第6 项中有“按规定计算并公告基金资产净值及基金单位每份资产净值”的规定。并在第19部分关于“基金的信息披露”中规定“封闭式基金资产净值每月至少公告一次，开放式基金资产净值每周至少公告一次”。香港《守则》规定，管理公司对集合投资计划的最新资产净值必须最少每月一次在香港最少一家每日印行的主要报章公布。台湾地区《管理办法》规定，证券投资信托事业应每日公告前一营业日证券投资信托基金每一受益权单位之净资产价值;在国外发行受益凭证募集之证券投资信托基金，得每周公告一次。

　　四

　　按照基金管理人必须对基金资产以及基金受益人基于基金资产可获得利益负责的要求，基金管理人主要应当对基金资产的安全和稳定收益尽合理的注意。为此，基金管理人有以下三方面主要法定义务：

　　(一)遵守用基金资产投资范围和品种的限制。设定这方面法定义务的主要目的就在于确保基金资产的安全系数，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防范基金的投资风险。这种受限制的投资范围和品种具有较大的风险，于基金资产的安全和平稳获益不利。关于这项义务，祖国大陆《暂行办法》第34条确定的有：禁止从事证券信用交易，禁止以基金资产进行房地产投资，禁止从事可能使基金资产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以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禁止从事的其他投资行为等义务性规定。香港《守则》规定的禁止集合投资计划提供期权，第7.15条规定的集合投资计划不可投资于任何类别的地产(包括楼宇)或地产权益(包括期权或权利但不包括地产公司的股份)，第7.16条规定的不可进行会引致集合投资计划有责任交付价值超过其资产净值10%的证券卖空，第7.19条规定的不可取得任何可能使集合投资计划承担无限责任的资产等内容，就是这方面义务。台湾地区《管理办法》第15条第1款第1项、第3项、第6项规定的“不得投资于未上市、未上柜股票或其他证券投资信托基金之受益凭证”，“不得从事证券信用交易”，“除经受益人请求买回或因证券投资信托基金全部或一部不再存续而收回受益凭证外，不得运用证券投资信托基金买入该基金之受益凭证”等，也是此类义务。

　　(二)遵守对可能危及到基金资产安全和基金投资人与受益人利益的经营活动的限制。这类义务所限制的主要是一些非投资性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资产行为，以及一些会给基金资产带来较大风险的基金管理人自身经营活动。

　　祖国大陆《暂行办法》第34条中规定的禁止将基金资产用于抵押、担保、资金拆借或者贷款，禁止基金管理人以基金的名义使用不属于基金名下的资金买卖证券，禁止基金管理人从事任何形式的证券承销或者从事除国家债券以外的其他证券自营业务，以及《实施准则》关于基金管理人义务的第2 项中规定的不谋求对上市公司的控股和直接管理等就是此类义务。香港《守则》第7.18条和第7.22条规定的未经受托人/代管人书面同意不可进行放贷、承担债务、进行担保、背书或直接地为任何人士的责任或债项承担责任，以及集合投资计划不得借进超逾其总资产净值25%的款项;台湾地区《管理办法》第15条第1款第2项规定的“不得为放款或提供担保”和《管理规则》第17条规定的“证券投资信托事业之自有资金不得贷与他人或移作他项用途”，“证券投资信托事业不得为票据之背书或其他保证行为”等均属此类义务。

　　(三)分散基金投资品种、限制投资比例方面的义务。这类义务主要以分散投资风险、保障基金安全和投资人与受益人利益为要求，规定基金管理人在法律允许的投资品种和投资经营范围内进行投资经营时，应当做到投资品种和具体项目多样化以及保持各项投资与基金资产之间的一定比例。

　　祖国大陆对此项义务的法律规定主要体现在《暂行办法》第33条对基金投资组合的限制中，即：“1个基金投资于股票、 债券的比例不得低于该基金资产总值的80%”，“1个基金持有1家上市公司的股票，不得超过该基金资产净值的10%”，“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1家公司发行的证券不得超过该证券的10%”，“1个基金投资于国债的比例，不得低于该基金资产净值的20%”等。

　　香港《守则》对此类义务规定有多个条款，主要有：集合投资计划如果持有任何单一名发行人发行的证券，则该计划所持有的该等证券的价值，不可超逾该计划的总资产净值10%(第7.1条); 集合投资计划如果持有任何单一名发行人发行的任何类别的证券，则其所持数量不可超逾该类别证券的数量的10%(第7.2条); 集合投资计划如果持有并非在市场上市或挂牌的证券，则其所持有的该等证券的价值，不可超逾该计划的总资产净值15%(第7.3条); 集合投资计划最多可将其总资产净值的30%投资于同一种发行类别的政府及其他公共证券之上(第7.4条);集合投资计划投资在非用作套期保值的认股权证及期权的价值，不可超逾其总资产净值的15%(第7.6条); 提供证券投资组合的买入期权，以行使价来说，不可超逾集合投资计划的总资产净值的25%(第7.8条);集合投资计划可以并非为套期保值而订立金融期货合约，但就所有未到期的期货合约来说，该等合约价格的净总值，不论是须付予该计划或由该计划支付，连同该计划所持有的实物商品(包括黄金、白银、白金及其他金条)及以商品为基础的投资(从事商品的生产、加工或贸易的公司的股份除外)的投资的总值，均不可超逾该计划得总资产净值的20%(第7.10条、第7.11条);集合投资计划如持有其他集合投资计划的单位或股份，其总值不可超逾计划本身的总资产净值的10%(第7.12条);如果卖空会引致集合投资计划有责任交付价值超逾其总资产净值10%的证券，则不可进行卖空(第7.16条)等等。

　　五

　　在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投资人和受益人忠实信赖方面的具体法定义务中，祖国大陆现行的相关法律规范对“禁止或限制基金管理人及其内部相关人员与其所管理的基金之间进行证券交易”这一义务没有规定，无疑是重大不足。因为在《暂行办法》和《实施准则》的规定中，并不全面禁止基金管理人用自有资金买卖证券，如果在未征得基金受益人和保管人同意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及其内部相关人员与基金之间进行不包括该基金所发行的受益凭证在内的证券买卖，是严重违背财产信托关系中信托财产受益人的基本利益及其对基金管理人的信任授权的。而且祖国大陆目前尚未颁行《财产信托法》，基金管理人的这项义务，在调整证券投资基金活动的法律没有专门规定的情况下，也无法用《财产信托法》中确定的有关受托人基本义务的规定来转引规范。

　　关于“禁止用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买卖与基金有利害关系公司所发行的证券”这一义务，《暂行办法分只将这种“禁止用基金资金投资买卖的证券”限定在“与基金托管人或者基金管理人有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范围内，是不够全面的。因为除了用基金资金投资买卖与基金托管人或者基金管理人有关联的公司发行的证券，会影响基金和投资人与受益人的利益以外，用基金资金投资买卖那些与基金本体有关联的公司(如对基金投资控股的公司)发行的证券，也同样会影响基金和投资人与受益人的利益。基金管理人同样有义务不得用基金资金投资买卖这种“与基金有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

　　至于这种“利害关系”的具体界定标准，祖国大陆的上述两个法规均无规定，在其他的法律法规中也无相应的规定。如此，该项法定义务全无操作性可言。所以，用基金资金来为基金的关联公司、基金托管人或基金管理人的关联公司提拉、接托其发行的股票的二级市场价格，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暂行办法》和《实施准则》的立法效力和形式属于最低一级的，理应是具体的、操作性的定规立制，太空泛、太原则，等于没有规定。

　　祖国大陆对基金管理人公告基金净资产义务的期限要求是封闭式基金每月至少公告一次、开放式基金至少每周公告一次，这与香港地区的规定比较接近，但是祖国大陆股市的理性程度、;为增强基金管理人的经营责任以及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投资人和受益人的忠诚与信赖，基金管理人公告净资产义务的时间限制可以向台湾地区的规定学习，把这一时间限制的要求提得更高一些，开放式基金和封闭式基金均要求每星期最少公告一次基金净资产值。/P>

　　台湾地区的《管理办法》和《管理规则》制定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几经修订，日益完善和丰富。有的台湾学者认为《管理办法》和《管理规则》中并未明确规定“禁止基金与基金经理公司之间为证券交易”与“基金经理公司内部相关人员与基金之间为证券交易之禁止”的防范义务，而是从《管理规则》第27条第1 款禁止基金经理公司内部关联人员参与基金持有的同种股票的买卖的规定中推导出来的，实属一大不足。(注：参见陈春山：《证券投资信托专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9月版，第349～350页。)其实，此言有些片面， 因为台湾地区《管理规则》第9条第1款已规定证券投资基金经理人不得以自有资金从事上市公司股票之买卖，所以就自然包括了禁止基金经理人与基金之间为上市证券之买卖。

　　另外，有台湾学者认为，《管理办法》第15条第1款第4项规定的“不得对本证券投资信托事业经理之各证券投资信托基金为证券交易行为”有些绝对，如果基金为应付受益人大笔赎回受益凭证的要求，而另一新设立的基金持股比率过低应买进股票时，这种基金之间相互买卖股票，对两者均有利，如经“证监会”核准，可以相互买卖。(注：参见陈春山：《证券投资信托专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9 月版，第349～350页。)此言有理，对完善台湾地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法定义务有益。

　　香港《守则》是由香港证监会制定的，，但是，该规则是香港证监会根据香港《证券条例》和《受托人条例》等法律制定的，也具有相对的法律约束力;香港证监会对违反《守则》的基金经理公司、基金受托人、基金托管人等，可以取消其从事证券投资信托活动的资格;对行为人同时还违反《证券条例》构成犯罪的，有权提出起诉。在英美法系的规则下，香港《守则》也是香港地区证券法渊源之一。

　　香港《守则》未将基金管理人必须亲自经营基金资产作为一项法定义务予以规定，是由于英美法系的财产信托法比大陆法系的更强调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并依法律和契约由受托人及其代理人享有权力负担责任，而且不像大陆法系的信托法那样强调信托财产授予人与受托人及其代理人之间的人身信赖与忠诚关系等因素决定的，如香港《受托人条例》第25条就明确规定受托人无须亲自行事而可委托代理人行事。而台湾地区《财产信托法》第25条已规定：“受托人应自己处理信托事务。信托行为另有约定或有不得已之事者，得使第三人代为处理。”所以台湾地区在调整证券投资信托的法律中没有规定基金管理人有必须亲自管理基金资产义务，乃无大碍。祖国大陆因为目前尚未颁行《财产信托法》，而且在民商法领域的立法习惯采用大陆法系的原则为多，所以在规范证券投资信托活动的法规中规定这一义务是完全有必要的。

　　由于祖国大陆《证券法》第68、69、70、183条， 香港《证券内幕交易条例》以及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157 条(之一)均规定了比较具体的证券内幕交易的防范内容，因此在祖国大陆及其香港和台湾地区有关专项调整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中，都没有对“基金管理人内部相关人员买卖其任职的管理人所经营的基金发行的证券”作出限制性义务规定。这并无不妥。如果基金管理人内部的相关人员买卖这种证券不构成“证券内幕交易”，就是没有危害性的，则理所应当不予禁止;如果这种证券交易是利用该基金内幕信息进行的，则应按《证券法》设定的“证券内幕交易”规范进行处理。基金管理人内部相关人员利用其职务之便获得的内幕信息，买卖自己参与管理工作的基金所发行的证券就是《证券法》规定的“证券内幕交易”，并无特殊性的。有些人认为这个现象也是目前调整证券投资基金专门法律的一个比较重要欠缺的观点，笔者认为并不科学和全面。(注：参见陈春山：《证券投资信托专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9月版，第349～350页。)

　　六

　　在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应保障和维护基金资产的安全与稳定增值方面的义务中，祖国大陆及其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相关法律围绕限制用基金资产的投资范围与品种、限制基金管理人的非投资经营活动、分散基金资产的投资品种与投资比例等方面设定具体的法定义务，既有共同点也有各自的侧重面。

　　关于“限制基金管理人用基金资产进行的投资范围和品种”这类义务，祖国大陆及其台湾地区都规定有“不得用基金资产从事证券信用交易”;祖国大陆及其香港地区都规定有“不得用基金资产投资房地产和要负无限责任的财产”。台湾地区参照美国的立法还规定有“不得用基金资产投资于未上市证券”、“未经受益人请求或基金本身终止不得用基金资产买入本基金受益凭证”等义务。因为未上市证券兑现困难，不利于资金流动增值，而且基金买入这种证券后总资产净值也不易计算。香港结合《证券条例》允许进行证券期货交易的规定，在《守则》中特别对“基金本身不可提供期权”及“基金不可进行有义务交付价值超过其资产10%的证券卖空”作了规定，以保证基金本身的稳定。祖国大陆及其台湾地区并不开放证券期货交易，故无须对此作出规定。台湾地区《管理办法》规定的“禁止用基金资产购买未上市证券”义务，值得祖国大陆和香港借鉴。

　　关于“限制基金管理人从事的非投资性经营活动”这类义务，祖国大陆与港、台都对基金管理人用基金资产从事抵押、担保、放贷、拆借等活动予以禁止;只是香港在原则上禁止的同时尚留有余地，即只要经受托人/代管人书面同意，还是可以进行上述活动的。这是香港地区奉行注重依法保护投资人利益的同时尊重当事人自由意愿的具体表现。

　　祖国大陆对基金管理人“不得谋求对上市公司的控股和直接管理”的义务，其实已经包括在“限制基金投资比例”方面义务之具体的“禁止同—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1 家上市公司发行的证券不得超过该证券的10%”规定之内了。所以这项原则性义务的规定完全可以取消。

　　至于祖国大陆《暂行办法》规定的“禁止基金管理人以基金的名义使用不属于基金名下的资金买卖证券”以及“禁止基金管理人从事任何形式的证券承销或者从事除国家债以外的其他证券自营业务”两项义务，体现了国家对防范基金资产风险的干预和强化管理的原则。这样规定基金管理人的义务也是合适的。

　　关于基金管理人“分散投资品种、限制投资比例”方面义务，祖国大陆与港、台都围绕一个基金投资于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只能占该基金资产总额的一定比例，以及一个基金投资于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的总额只能占该公司发行证券总额的一定比例而展开。虽然各自限定的投资最高比例各不相同，但都把投资额限定在占基金自身或者占发行证券的公司所发行证券总额的较低比例上(祖国大陆及其台湾地区较低，平均为10%，香港地区较高一些，为20%左右， 投资公共债券可略高些， 达30%)，以此减少基金资产的投资风险，限制基金管理人谋求对发行证券公司的控股和直接管理。祖国大陆《暂行办法》规定的“1 个基金投资于股票、债券的比例不得低于该基金资产总值的80%”及“1 个基金投资于国债的比例，不得低于该基金资产净值的20%”两项义务，较适合祖国大陆证券市场和投资基金活动时间短、投资和管理经验不成熟的实际情况。相对而言，台湾地区对这方面义务的规定比较简单，只有关于一基金投资于同一公司的总额占该公司所发行证券总额的比例限制，以及一基金投资于任何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的总额占该基金净资产价值的比例限制两项条款。香港地区的这方面规定最为丰富和具体。

　　七

　　由于祖国大陆毕竟是在实践不充分、经验不足的情况下着手制定调整证券投资信托活动法律规范的，不足之处在所难免。从借鉴港、台地区的有益经验出发，祖国大陆调整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规范中，当务之急主要应增加“限制基金管理人及其内部相关人员与基金之间进行证券交易”、“限制用基金资产投资买卖与基金有利害关系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限制用基金资产投资买卖未上市证券”等针对基金管理人的法定义务，并对“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有利害关系的发行上市证券的公司”作出具体的界定。

　　祖国大陆现行设定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的法定义务的形式，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在法规中提示证券投资基金契约当事人约定权利义务内容的规定条款出现的。这样规定的义务性内容，如果在投资基金契约中作了约定，便有约定义务效力。如果未在投资基金契约中加以约定，则这些带有限制基金管理人行动的义务也没有什么必须要求其做到的强制力。也正应为如此，前述《实施准则》中规定的有关限制基金管理人活动的约定契约义务的提示性具体内容，只能称为具有针对基金管理人的法定义务的内容，而不是对基金管理人法定义务的直接规定。应当将这些内容作为对基金管理人的法定义务单独用条款列出，同时再提示证券投资基金契约当事人在约定义务时，可以或者必须把这些法定义务作出约定和具体化。

　　李永福 徐澜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