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董事会成员兼任经理职务的法律分析——兼评公司法第120条第2款之规定

　　董事会与经理的关系是股份公司治理中颇为微妙而棘手的问题，特别是董事会成员与经理职务兼任的问题，为法学界所普遍关注。公司治理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于保持或促进企业的创新动力和明确相关主体的责任，但是，解决问题的途径却存在一定的冲突。例如，董事与经理职务兼任有利于企业创新但不利于权力制衡，董事与经理职务分任有利于相互制衡却有碍于企业创新。故而，确立和调整董事会成员与经理职务的关系对企业的发展意义重大。各国或地区在公司治理和公司立法中作法不尽相同，并均在积极地探索完善的办法。经济学界主要从股份公司经济绩效角度进行一些理论和实证分析，法学界则更加注重对相关利益者的保护。

　　董事会成员，一般包括董事长、副董事长和董事。（注：董事会成员中还有常务董事、执行董事以及内部董事、外部董事的称法，实际上是从董事执行业务的情况所作的划分。除外部董事外，其余的均属兼任经理或实际执行经理职能的董事，如常务董事“乃股份公司章定、任意、常设之业务执行机关。”见柯芳枝：《公司法论》，三民书局印行，民国85年再修订三版，第350页。）其中，董事长具有法人代表地位， 与其他成员的作用和影响不同，董事长是否兼任经理对董事会的独立性影响很大。经理，在公司中是指公司机关，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经理等。 其中， 总经理的地位和作用也与其他成员不同， 总经理（president）负责公司全盘营业活动，副总经理协助总经理的工作， 经理（manager）仅仅主管一个业务部门或一项业务工作。 总经理是否兼任董事也直接影响到经理机关的作用。所以，现实中董事会成员和经理的职务关系可以有多种组合，可从质和量两方面来看。从量的方面看，涉及到董事会成员中兼任经理的数量或比例，如全部兼任或不兼任、部分兼任等。从质的方面看，涉及到职务的独立性以及对公司治理影响的程度，可分为三种情况：两职完全分离、两职部分分离和两职完全合一。两职完全分离是指董事长不兼任总经理；两职完全合一是指总经理与董事长兼任；其他状况为两职部分兼任，如董事兼任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 董事长或副董事长兼任经理（副总经理）等。 我国公司法第120条第2款规定：“公司董事会可以决定，由董事会成员兼任经理。”该规定实质上认可了在我国股份公司中可存在上述两职关系的各种情况，并未予任何限制；虽然包含了两职互不兼任的情况，但显示了一定的倾向性，如并未规定公司董事会是否可以决定两职不兼任。

　　Ⅰ

　　经济学界一般认为，鉴于董事会成员与经理职务兼任或分任各有利弊，探讨两职关系的重点不在于是否分离，而在于分离的程度。从量的方面上讲，是指董事会中兼任经理的董事应以多少为佳；从质的方面讲，是指董事会和经理的负责人是否有必要兼任，主要是指董事长应否兼任总经理。

　　董事会成员中兼任经理的董事应以多少为限？现实中并无一定之规。一般认为，应根据公司的规模、经营的性质等情况而定。但均认为以采用部分兼任为好，不宜全部兼任或全部不兼任。原因在于，两职全部兼任，虽然有利于灵活经营，激发企业的创新动力，但会导致董事会失去独立性，难以发挥对经理的监控作用；两职全部分任，虽然有利于权力制衡，但将增加董事会与经理激励不相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也不利于董事会对经理的监控。至于兼任的比例，也无较明确的尺度，一般应由公司自己根据实际情况和治理的需要来确定。

　　董事长应否兼任总经理是经济学界讨论较多的问题。西方学者有三种理论解释。（注：参见吴淑琨等：《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的分离与合一-中国上市公司实证分析》，《经济研究》1998年第8期。）

　　1.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两职分离假说”。该理论认为，股份公司董事会受股东大会委托，代表公司并负责公司经营管理决策，形成第一级委托代理关系。董事会又聘用经理负责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并对其进行监督，二者又构成第二级委托代理关系。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公司中，由于权力主体与责任主体不一致，经理的自利性和有限性有可能损害股东及相关主体的利益，而现今外部监控方式的作用不大，使得董事会的监督十分必要。只有两职分离，才能维护董事会监督的独立性，提高公司的绩效。

　　2.基于现代管家理论的“两职合一”假说。该理论认为，总经理内在机会主义和偷懒的假定不合适；而且他对自身尊严、信仰以及内在工作满足的追求，会使他努力经营，成为公司资产的好管家。两职合一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自由，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从而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

　　3.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的“环境不确定”假说。该理论认为，环境的不确定性是影响董事会结构及其作用的重要因素。因此，两职是合是分，依环境而定。

　　上述观点各有其实证基础，反映出国外公司治理中两职关系的各种组合均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尤其是“环境不确定”假说，反映了公司的复杂性和发展性需要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说明了公司董事会成员与经理职务多样化组合可分别适应不同情况的公司经营的要求。

　　针对如何建立适合我国转型过程中的公司治理模式，我国经济学界在考察了西方有关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具体的现实情况，也就此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分析和理论探讨，结论并不一致。但均认为董事会成员中兼任经理职务的数量应有一定的限度，主要的分歧在于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兼任的问题上。反对两职兼任的意见认为，董事会成员兼任经理在我国应谨慎从事。（注：李仁东：《股份制企业机构建设之我见》，《行政与人事》（沪），1998年第1期。 ）原因在于：我国相当数量的股份制企业是由原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而来，国有股权一般偏大，其他董事因股权小，影响力小，国有股代表董事极有可能通过不正常途径-行政命令产生，其权力极有可能膨胀，因而严重越位，侵犯股东权益的现象将不可避免，董事长兼任总经理自然更会雪上加霜。另有实证研究表明，两职分任明显有利于企业监督机制的形成与有效运作，并认为我国普遍存在的“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体制是不可取的，是我国的公司股权结构决定的，并建议通过改变股权结构来改变目前普遍存在的“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现象。（注：田志龙：《董事长、总经理兼任与分立的比较研究》，《管理现代化》（京），1997年第6期。）

　　赞同两职兼任的意见认为（注：张淑珍：《我国上市公司领导结构问题探讨》，《经济体制改革》，1998年第3期。 ）双重领导结构（董事长与总经理分任）的代理成本和信息成本要高于单一领导结构（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后者还可节省总经理的酬劳，同时不存在领导利益的摩擦和公司业绩不佳时责任的推脱。而单一领导结构下董事会缺乏独立性和公司激励约束机制的问题可通过聘请外部董事、股票期权和完善接管市场及经理市场来解决。还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对我国现阶段的上市公司来说，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是否合一与公司绩效之间并没有显著的联系，只有公司规模与两职状态反映出正相关性。可能的原因之一是，经济转型时期的制度体系、市场环境以及企业自身建设均处于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之中。

　　总之，经济学界的分析重在探究董事会成员与经理职务兼任问题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以及我国目前的两职普遍兼任，特别是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现象存在的合理性。董事会成员兼任经理职务的程度和范围确与企业绩效有关；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也无不可，但如我国目前这种普遍程度绝非正常现象，有一定的非经济原因存在。

　　实际上，探讨董事会成员与经理职务兼任问题的关键是在激励企业创新与防范企业委托代理风险之间寻求平衡点。目前，从我国企业外部看，不存在能反映企业绩效充分信息的各种市场（资本市场、产品市场、经理市场等），从而无法考察经营者的情况。（注：：《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2月。）转轨时期的体制、法制现状均不可能提供有效的企业外部监督机制。因此，寄希望于从改善外部环境入手解决企业治理中的监督和激励问题，短期内无异于缘木求鱼。另外，从我国企业内部看，普遍存在国有股比例偏大，董事长和总经理常由政府任命的现象，缺乏对经营者的激励机制和有效的约束机制。在此情况下，一定的外部董事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也即，董事会成员中兼任经理的比例应予限制，不宜提倡董事会成员兼任经理。至于董事长能否兼任总经理，却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公司规模、公司经营的情况以及公司其他机构的状况而定，如监事会的状况、股东会中股权的结构等。针对我国目前的公司状况和现行体制的状况，特别是许多公司中监事会形同虚设，股东会中股权相对集中，政企尚未分开，对于董事会成员兼任经理的问题以采取消极态度为佳。

　　Ⅱ

　　从各国公司立法情况看，对董事会和经理的设置均经历了一个过程。早期公司立法中，董事会的地位是依附于董事的，随着经济发展及公司治理的需求，董事会逐渐取得了独立的法律地位，被视为股份公司法定、必备、常设的业务执行机关。现今市场经营的复杂化、市场竞争的激烈化的情况下，股份公司又出现了股东会职权弱化、董事会职权强化的趋势，现代公司立法中，许多国家采用了“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制度。而关于公司经理的设置，以前均由公司视具体情况，由公司章程而非公司法来予以规定。作为辅助董事会执行业务的机关，经理不是公司的法定机关，而是任意常设机关。随着现代社会对公司经营专门化的要求的提高，各公司也纷纷聘用专门人才负责经营，一些国家的公司法遂将经理作为法定常设机构加以规定。

　　一般认为，董事会与经理共同构成了公司的经营管理阶层。董事会对内享有经营管理权和经营决策权；经理负责公司的日常具体业务活动。各国公司法均规定董事会与经理是聘用关系。董事会决定对经理的聘用和解聘，决定经理的报酬和薪金，并对经理的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经理对董事会负责，在董事会的指导下进行活动。

　　总之，公司法对于董事会和经理的设置是随着实践不断发展的。虽然基本界定了二者的一般关系，但目前均未涉及董事会成员是否兼任经理的问题，可能的原因如下：

　　首先，该问题不必由公司法界定。从董事会和经理的设置发展过程看，传统的董事一般均履行现今董事兼经理的职务。有学者认为，经理的职权实质上是董事会职权的进一步具体化，董事与经理之间所具有的紧密关系是董事可以兼任经理的前提和基础。（注：江平主编：《中国公司法原理与实务》，科学普及出版社，1994年4月，第252页。）因此，两职可以兼任是不言而喻的，至于分任更不待言。从现实具体情况看，两职是否兼任及兼任的程度可由公司自己决定，并可随着公司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这是公司经营管理的应有之义。至于由于两职兼任对社会以及相关利害关系人可能造成的影响，可通过公司法规定董事的资格和选任程序、经理的资格及聘任和解聘、明确董事和经理的责任等加以解决，并非要以立法认可某种两职关系来达到保护相对人的目的，而立法事实上也无法达到该目的。所以，一般公司立法不将董事会成员兼任经理的职务加以可否限定，并且也不相互作为任职资格。因此，有学者在论及经理任职资格时说，不论是否为公司董事，均可为公司之经理人，且公司董事长兼任自己公司总经理，公司法并无限制，如依法选任，自无不可。（注：柯芳枝著：《公司法论》，三民书局印行，民国85年再修订三版，第53页。）

　　其次，公司法难以对此问题进行规定。一方面，公司情况千差万别，难以一一列举，也无一定之规。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不易解决的问题。例如，从董事会和经理的关系看，二者是聘用关系，如果董事会聘用自己的成员为经理，实质上等同于董事自己聘用自己，在法律上难以找到根据；二者兼任情况下如何解任经理，解任经理是否也应同时解任董事之职，更不易解决。从董事和经理与公司的关系看，许多国家公司法所规定的董事与公司的关系和经理与公司的关系是不同的，如英美法系国家，一般均规定董事与公司之间是信托关系，经理与公司是雇佣关系（如美国多数州立法例），董事与经理的地位与职权有很大的差别。虽然有些公司法规定董事和经理与公司的关系相同，如台湾公司法，规定董事和经理与公司均为委任关系，但董事和经理的具体职权也是不同的。当董事兼任经理时，特别是董事长兼任经理时，二者的权限如何界定？二者的责任如何界定？不仅是立法难点，实践中也难认定。有鉴于此，各国公司法均未明确规定董事是否兼任经理的问题。

　　Ⅲ

　　关于我国公司法第120条第2款的规定，有学者解释为，董事与经理在职权上具有紧密关系是二者可兼任的前提和基础，为了保证经营管理人才得到充分利用，同时使公司经营方便、灵活，本条规定，公司董事会可以决定，由董事会成员兼任公司经理。（注：：《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2月。）还有学者进一步解释说：“如何兼职，兼职情况下如何履行职责，如何既忠实地履行董事会的职责，又圆满地完成经理的任务，也由公司自己去作决定。但公司法有关董事、经理的职责十分清楚，在特定的场合，应以董事身份优先，因为董事需对股东大会负责”。（注：卞耀武、李飞、宋燕妮等：，长春出版社，第137页。）另有学者认为，董事长兼任经理有违公司法的精神。所以，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方案特别指出，“董事会可以决定由董事会成员兼任经理。董事长一般不兼任经理”。（注：王保树：《股份公司组织机构的法的实态考察与立法课题》，《法学研究》，1998年第2期。）

　　从上述赞同对两职兼任问题进行立法的观点看，公司法第120 条的立法动机，侧重于公司经营人才的利用和保持创新动力方面，但却忽略了公司治理所必需的权力制衡和公司社会责任等问题。另外，是否可以达到人才的充分利用，在目前的体制下，似乎难以通过两职兼任实现。而现行公司法有关董事、经理的职责是否很清楚呢？一方面，董事与公司的关系，在我国立法理论上是模糊的，是采用“信托说”还是“委任说”尚存争议，因此，董事的职责难以具体明确，同时，董事长拥有单独法定代表权在实践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另一方面，经理与公司的关系在我国也不明确，立法所规定的经理的职责也很抽象。另外，经理在实践中常常要以公司的名义对外进行活动，关于此活动的性质在我国也还有争议。至于在两职兼任的情况下，特定的场合以何种身份居先，也无具体的法律依据。

　　从上述反对的观点看，该观点考虑到了公司法现行规定的实质要求，但并没有顾及实际之需。目前，在西方国家甚至出现了“经理革命”，经理实际上控制了公司，并且决定董事的人选，片面强调两职分任也不利公司的发展。此外， 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方案的规定， 是与公司法第120条的规定相矛盾的，从效力上讲，应属无效。

　　既然对两职是否兼任在立法上均有缺陷，均无实效，为何会在我国公司法中出现这一规定呢？我国的公司法以条文少，规定非常原则为特点，这一规定不仅过细，且有干涉公司自治之嫌。或许有人会说，我国正在进行市场化，企业幼稚尚无自治的能力，需要对公司领导阶层多加考虑，但仅凭这一粗略的规定恐难以奏效，而且会给应当分权的公司领导以集权的口实。也有学者认为该规定实际上规定了两职兼任在程序上的条件，也即，两职兼任必须通过董事会决定。但是，从实际效果看，该规定实质上赋予了董事会决定两职兼任的权力，但对于董事会分离两职的权力则付诸阙如。既然可以决定兼任，一旦有利可图，当然何乐“兼任”而不为？一旦兼任，即使有问题，又奈我何？结合前面对董事会成员兼任经理职务的利弊分析和各国或地区公司立法的现状，笔者认为，两职兼任的各种情况均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应由公司根据自身需求而定，属于公司自治的领域，公司法不宜也很难进行规范。对于两职完全兼任等情况可能造成的社会后果，公司法可从完善两职的权限和责任入手来予以解决。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公司法更不宜作如此之规定，原因在于：其一，企业委托代理问题在我国尤为突出，在没有建立起对经营者的激励机制的情况下，相应的监督与制衡机制必不可少并应加强；其二，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现象在我国极为普遍，以至于兼任党委书记，使得第一级委托代理成本大大提高，企业经营风险太大；其三，我国股份公司的大股东一般为法人股东、国家股股东，行政任命董事不可避免，董事会成员兼任经理程度太高，容易与原国企经营的班子重合，不能达到改变经营机制的目的，也不利于保护其他股东的利益；其四，我国公司法本身很不完善，如董事与公司的关系、经理与公司的关系，董事与经理的关系均不甚明确，民法中也无相应的依据，不能规范两职兼任可能产生的前述问题。

　　总之，我国公司法第120条第2款的有关规定，实无必要，又无实效，应予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