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成都孙伟铭“疯狂别克案”

　　2008年12月14日下午，29岁的孙伟铭醉酒、无证开着他的别克车与一辆比亚迪车发生追尾，然后迅速逃逸。在驾车逃逸过程中，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小轿车迎面相撞，然而他依旧没有选择停车，又与另外三辆轿车连续相撞，直到自己的别克车完全损坏无法行驶为止。最终酿成4死1伤，财产重大损失的严重悲剧。

　　2009年7月23日，成都中院一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孙伟铭死刑。判决一出，全国上下一片哗然，，认为量刑明显过重，建议刀下留人;而七成以上网民则对判决拍手称快;法律界的专家学者也是各抒己见，争论不休。尽管已经过去一周多，但关注度依然“滚烫”。笔者认为，此案在客观上引发了全社会对公共安全的高度重视和思考，倒使其具有了较深远的标本意义。

　　过去所讲的“刀下留人”是一种很形象的说法，中国古代执行死刑用的是刀，临刑前停止执行死刑叫刀下留人，现在执行死刑用的是枪，因此叫做“枪下留人”。笔者对此案的基本态度，已从文章的题目有所反映，，在执行之前发现某种情况，，而是希望通过公平正义的法律改变极端的判决，保留被告人的性命。下面拟从法理的角度，围绕三方面的问题对此案进行阐述：

　　一、定罪问题

　　孙伟铭醉酒、无证、逃逸、超速、越双实线，致4人死亡、1人重伤，该当何罪?：2008年12月14日中午，被告人孙伟铭在参加寿宴饮用大量白酒(酒精含量近乎醉酒标准的两倍)后，于下午4点驾驶别克轿车送父母到火车站，后往龙泉驿区方向行驶。下午5时许，孙伟铭驾车行驶至成龙路蓝谷地路口时，从后面撞上了正常行驶的一辆“比亚迪”轿车尾部。事故发生后，孙伟铭迅速倒车从被撞的“比亚迪”车旁超出，高速驾车逃逸。在逃逸至成龙路卓锦城路段时，孙伟铭以每小时130多公里的速度(事故路段限速60Km/h)向右侧绕行后又向左侧迅速绕回，越过中心双实线，与相对方向正常行驶的一辆“长安奔奔”轿车猛烈相撞，随后又迎面先后与奥拓轿车、蒙迪欧轿车及奇瑞QQ轿车等相撞，造成4人死亡1人重伤。

　　一种观点认为，孙伟铭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其行为属于“过失伤害”。因其开车上路既不是奔着杀人的念头，也不是抱着制造恐怖犯罪的目的，即孙伟铭并没有想夺去素不相识者生命的主观故意，这就能充分说明这是一起典型的交通肇事案。

　　另一种观点认为，孙伟铭的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因为孙伟铭是在醉酒以后驾车，而且是无证驾驶，这些都是故意的行为，足以说明被告人主观上是故意犯罪，但是他不是积极追求犯罪结果的故意，也就是说他不是直接故意，而是间接故意。他的犯罪工具是汽车，在无意识的状态下上街，他会对不特定的人员、不特定的财产造成严重的后果，即对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危害。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的定性，但不认可对孙伟铭主观故意的分析。理由如下：酒后驾车、无证驾驶、超速、越双实线这些确实都是故意行为，但也只是主观上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在交通肇事罪中同样存在这些主观上的违法行为。如果依第二种观点来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故意，那么今后将发生：所有的酒后驾车、无证驾驶、超速、越双实线造成严重后果都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尚未造成车祸则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未遂，这显然不妥。众所周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交通肇事罪的分水岭就在于“故意”和“过失”，而区分故意和过失是要看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想使用酒后、无证驾车等行为作为方法去制造车祸危害公共安全，如果是，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果主观上根本不希望车祸发生，则构成交通肇事罪;还有一种情况，如果行为人并非想利用酒后、无证驾车等行为来制造车祸，但其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车祸，却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主观上属于“间接故意”，也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本案中，被告人孙伟铭发生的第一次追尾事故，应属典型的交通事故，但是在其后的逃逸过程中，醉酒的孙伟铭只想尽快逃走，已经慌不择路，高速行驶于车辆、人群密集之处，后越黄色双实线，以超过限定速度一倍以上的车速冲向相向行驶的多辆车辆。上述事实能够充分证明，孙伟铭无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明知自己的疯狂逃逸行为可能会发生车祸导致人员伤亡的严重后果，却仍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其主观故意非常明显，行为性质也随之转变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在孙伟铭案宣判的三日前，，以交通肇事罪判处三年。所以，目前与孙伟铭案对比最强烈，。人们当然要质疑：同是超速，同是行驶于人多车多的城市主干道，为什么开“三菱”和驾“别克”的罪名实质差距就达“十万八千里”呢?难道真是由伤亡人数的多少和赔偿的到位与否来决定罪名吗?笔者认为，就胡斌飙车案的个案来说，定性不当。理由是：胡斌为了追求感官刺激，非法改装车辆，在城市主要道路上严重超速行驶，沿途还不时与同伴相互追赶，在住宅密集区域的人行横道上也未减速而肇事，其主观上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态度已非常明显，应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其伤亡人数仅1人、赔偿到位等因素可以在量刑时予以考虑，但不应影响罪名的确定。无怪乎，现在的司法会给人一种同样情节不同罪、同罪又不同罚，量刑畸轻畸重等法律缺乏公平、正义的不良感觉呢?

　　二、量刑问题

　　成都中院认为，被告人孙伟铭无证、醉酒、超速行驶反映出主观恶性深，4死1重伤的犯罪后果极其严重，对被害人及家属所造成的损失又无法弥补，综合考虑被告人恶劣的犯罪情节、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质，且无任何法定或酌定减轻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对其作出死刑判决。

　　笔者认为，死刑判决过重，应法下留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死刑限制的必然性。

　　从国际范围来看，死刑被废弃、被限制是必然的发展趋势。目前已经有110多个国家废除了死刑，有的国家即使保留死刑，它的死刑罪名也相当有限。我国虽然有着本国的特殊情况，即废除死刑所具备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不够条件，但在死刑问题上应当与国际潮流保持一致，至少不能背道而驰。关于死刑的适用条件，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那么，何为“极其严重”，规定过于抽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的主观判断，不利于从立法上限制死刑的适用。例如我国刑法规定故意杀人罪可处死刑，但故意杀人的情节是各种各样的，许多国家刑法都根据杀人的不同情形分设罪名，如各国刑法都将谋杀罪作为特别严重的故意杀人罪单设罪名。英美国家还将谋杀罪进一步分为一级谋杀罪与二级谋杀罪。此外，再设立义愤杀人、受托杀人等情节较轻的罪名。即使是故意杀人罪，，对其他杀人罪并不规定死刑。回到孙伟铭死刑案中，只要没有法定或酌定减轻从轻处罚情节，?从严格限制死刑的刑事政策角度进行考虑，笔者认为孙伟铭的行为虽然致4人死亡，但性质与恶性故意杀人案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在可杀可不杀之列，完全应该选择不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