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取得
一、代位求偿权的取得
关于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取得方式，世界各国有两种立法例：一是当然代位主义，即代位求偿权的取得仅以理赔为条件，只要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给付保险金后即可自动取得代位求偿权;另一是请求代位主义，即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付后并不能自动取得代位求偿权，还须被保险人明示地将享有的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让渡给保险人，保险人方能取得代位求偿权。两种立法例各有千秋。当然代位主义简捷明了，以理赔为保险人取得代位求偿权的唯一要件，能促使保险人简化理赔程序，提高理赔效率，且有助于保险人尽速向第三人追索，维护自身财产权益。但当然代位主义对有关损害赔偿请求权让与的时间、范围均不够明确，常使第三人混淆赔偿金给付对象和给付范围。而请求代位主义虽明确了赔偿请求权的让与时间与范围，却使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被保险人，容易造成实践操作的推诿与拖沓，影响保险理赔的效率。
我国保险法第44条第1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人请求赔偿的权利”。可见，我国保险立法采用的也是当然代位主义，只要保险人支付了保险赔偿金，就相应取得了向第三人请求赔偿的权利，而无须被保险人确认。但在我国保险业务实践中，保险人在支付保险金的同时，往往要求被保险人签署赔款收据和权益让与书，作为被保险人将对第三人损害赔偿请求权让渡给保险人的有效证明。笔者认为，在当然代位主义实行“法定受让”的情况下，权益让与书或类似声明的签署与否不影响保险人取得代位求偿权。权益让与书至多只能起一个确认赔偿金额与赔偿时间的辅证作用，对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取得并无实际意义。
在海上保险实务中，保险人常要求被保险人签发“代位求偿权证书”(Subrogation Form)，代位求偿权证书可能在保险赔付前签发，也可能在保险赔付后签发，如果在保险赔付后签发，通常与被保险人收到保险金的收据合并，称为“收据及代位求偿权证书”(Receipt and Subrogation Form)。那么，“代位求偿权证书”在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取得上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理论界有两种泾渭分明的观点：一说认为该文件是保险人取得和行使代位权的基础性法律文件，同时，该文件作为取得代位权的时间证明，在计算时效时发挥着重要作用，缺此，保险人不能有效行使代位权;另一说则认为，无论代位求偿权证书是否签具，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于保险人支付保险金时即已成立，被保险人签署的“代位求偿权证书”只起证明代位求偿权的取得及其范围的辅证作用。笔者认为，对此问题应作具体分析：在实行当然代位主义的国家，理赔是保险人取得代位求偿权的唯一条件，因此无论代位求偿权证书于何时签发，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取得时间均应锁定为保险人给付保险金之时起;在实行请求代位主义的国家，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取得受制于被保险人的意思表示，此时由被保险人签发的代位求偿权证书便具有决定性意义，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取得时间应以代位求偿权证书的签发时间为准。
二、代位求偿权的行使名义
保险人在行使代位求偿权时，究竟应以保险人自己的名义，还是以被保险人的名义行使?理论界历来对此存有争议，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
1、以被保险人的名义行使。该观点认为，保险人行使的代位求偿权是建立在被保险人对第三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上的，保险人本身与损害赔偿事实并无利害关系，他只是在赔付了被保险人的损失后，代位被保险人向第三者行使请求权。保险人行使的权利是法定受让的债权，其实质与被保险人享有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并无二致，因此代位求偿权并没有赋予保险人新的独立的权利，只是允许保险人享有被保险人对第三者权利的利益，所以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时必须以被保险人名义进行。此观点得到英国大量判例的佐证。这种代位权的行使方法，被有些学者形象地称为保险人仅仅是“踏进了被保险人的鞋里”(steps into the shoe)。
2、以保险人的名义行使。这种观点认为，保险代位求偿权依法律规定而发生，其行使不以被保险人移转赔偿请求权为条件，只要具备代位权的行使要件，即可径行以自己名义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这一观点在台湾和澳大利亚较为普遍。
3、以所谓“真正利益当事人”名义行使。此说为美国司法界所独采，其判定代位求偿权的行使名义不拘一格，往往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或以被保险人名义行使，或以保险人名义行使，或以二者共同名义行使。
我国保险法对代位求偿权的行使名义未作具体规定，已在实践中造成一定的困扰。综合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要素考察，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其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就理论角度而言，一方面，代位求偿权系保险人经“法定受让”取得的法定权利，虽在权利内容上雷同于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请求权，但终归为独立于被保险人之外的权利，保险人行使该权利时无须被保险人的同意、转让或协助，完全是一项自足的权利，保险人自当以自己名义为之;另一方面，债权移转后，保险人取得对第三人的代位求偿权，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请求权自已丧失，要求保险人以被保险人名义行使代位求偿权无异于权利人以非权利人名义行使权利，这在法理和逻辑上都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其次，从保险实务角度考察，由保险人以自己名义行使代位权，有助于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若硬性要求保险人须以被保险人名义行使代位权，则保险人将减损其独立的请求权地位和诉讼主体资格，处处受制于被保险人，没有独立意思表示的能力与机会，实无异于降格为被保险人的索赔“代理人”。这不仅增加了保险人行使代位权的难度，而且与保险人受让代位权的本意相悖。有鉴于此，尽管我国立法对此未作明确规定，但实务界却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由保险人以自己名义行使代位求偿权的做法。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广州分公司诉银皇号轮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诉广州远洋运输公司案、香港民安保险公司诉巴拿马公司案等，均系保险人以自己名义行使代位求偿权，。
三、代位求偿权的行使条件
我国保险法关于代位求偿权的行使条件于第44条第1款：“由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依此条规定，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1、 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对第三人有损害赔偿请求权。这是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的前提条件。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对第三人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就是保险人所代位行使的实体权利，因此被保险人享有相应请求权是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不可或缺的条件。我国目前的财产保险合同条款均强调被保险人应将向第三人追偿的权利让与保险公司，并协助保险公司向第三人追索。
2、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已给付保险金。这是代位求偿权行使的实质性条件。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于保险人依保险合同给付保险金之前，仍据有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这主要有两点考虑：第一，损害赔偿请求权乃被保险人固有的权利，若被保险人在未获相应补偿前草率将索赔权移转给保险人，将面临无法向第三人求偿的境地;第二，若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即将索赔权移转，而将来因故未获保险金赔偿，将面临未得先失、两俱落空的尴尬局面。故各国保险法均规定，保险人须先给付保险金之后，方可行使代位求偿权。
3、代位求偿权的金额以给付的保险金额为限。这是代位求偿权行使的额度条件。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所得的金额不得超出保险金的给付额。若追偿所得少于保险金给付额，由保险人自担风险;若追偿所得超过保险金给付额，超过部分应归被保险人所有。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并不影响被保险人的其他权利。例如，我国保险法第44条第3款即规定，若第三人造成被保险人的损失超过保险人应承担的保险责任的，被保险人仍可对其没有取得赔偿的部分，继续向第三人请求损害赔偿。但实践中由此产生的问题是，若第三人财力有限，无法同时满足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和被保险人的继续损害赔偿请求权，应如何处断?例如，投保人将一幢价值10万元的房屋向保险人投保，保险金额为5万元，后因第三人不法行为使房屋遭火灾而全损。此时，按上述法理，保险人在赔付5万元保险金之后取得对第三人5万元的代位求偿权，而被保险人仅得5万元保险金，不足以弥补其损失，故亦向第三人索赔5万元。假设此时第三人财力仅有8万元，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与被保险人的继续赔偿请求权便产生了利害冲突，此时究竟何者应优先受偿呢?我国法律对此未作明确规定，理论界有学者认为，保险人此时应牺牲其代位求偿权，待被保险人充分受偿后，才向第三人索偿剩余的3万元。笔者对此不敢苟同。保险人所享有的代位求偿权，究其本质，亦是一种赔偿请求权，与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源出一脉，性质雷同。且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乃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其法律地位并无高低贵贱之分，缘何剥夺保险人意思自治之权利，而强求保险人牺牲自己的利益而“成全”被保险人的财产权益?如此有悖于民商法“主体平等”、“意思自治”诸原则，殊不足取。笔者认为，较为可行的处理方法是，，依“公平正义”原则，由保险人和被保险人按求偿比例(1：1)分享第三人的8万元财产。
四、代位求偿权的放弃
保险代位求偿权本质上是一种债权请求权，保险人在不违背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可对代位求偿权进行自由处分。在保险实务中，保险人有时会处于种种考虑而放弃代位求偿权。代位求偿权的放弃，可大别为两类：
1、代位求偿权的合理放弃。代位求偿权的合理放弃主要有三类情由：
第一，由于被追偿当事人的财力不足使代位求偿难以顺利进行，此时保险人可放弃或部分放弃代位求偿权。保险人在行使代位求偿权时，往往先考虑第三人的经济状况和受偿可能性：如果第三人经济状况好，有赔偿能力，则按先予给付的保险金数额向其追偿;如果其经济状况不佳，无力支付代位求偿数额，则保险人将作一权衡，或酌情减免，或分期偿付，或放弃代位求偿权。尤其在出现上述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与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继续损害赔偿请求权产生利害冲突的情况下，保险人亦可能从自身信誉和客户利益的角度考虑，放弃或部分放弃其代位求偿权。
第二、保险人之间因各自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可能招致利益冲突，故均协议放弃代位求偿权。此种情形多发生在被保险人之间互有过错的情况下，如汽车保险人之间的“碰撞弃权”协议。根据此协议，若在两家保险公司投保的两辆汽车因驾车人互有过错而碰撞受损时，每个保险人均仅负责赔偿各自承保的被保险人的损失，而放弃行使相应的代位求偿权，不追究相对方的侵权行为责任。
第三，因被保险人与侵权第三人有某种利益联系，并在被保险人的强烈敦请下，保险人可放弃相应的代位求偿权。如雇主责任险的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约定，保险人不以雇主的名义行使对有过失雇员的追偿权，即如果雇主的雇员因过失致客户或他人利益受损，雇主从保险人处得到保险金补偿受害人损失后，保险人不再代位向有过失的雇员进行追偿。
实践中，在以上二、三种情形保险人放弃代位求偿权后，若被保险人已从第三人处获得充足赔偿，能否再向保险人请领保险金?或者，被保险人已获保险赔付后，又自行向第三人索赔，其索赔所得金额应归谁所有?此问题引起理论界的歧见。有学者认为，保险合同约定放弃代位求偿权，此约定不得有悖于保险的填补损害原则。故被保险人向第三人请求损害赔偿而取得赔付后，不得在其所获赔偿范围内请求保险人给付保险金，若被保险人继续向保险人请求保险给付，保险人可以不考虑放弃代位求偿权的约定，以保险的填补损害原则对抗被保险人的保险金给付请求;发生保险事故后，被保险人先请求保险人给付保险赔偿，而后又向第三人索赔所得之赔偿，保险人亦得以填补损害原则要求被保险人予以返还。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有失偏颇，显与保险人放弃代位求偿权的本意相左。其理由有三：其一，保险人放弃代位求偿权，并非仅放弃代位被保险人向第三人追偿的形式，更重要的是亦放弃了从第三人处索赔所得的利益。该利益既已被保险人所明示放弃，在上述学理解释中又辗转复归之，不仅有违保险人之真实意思表示，也有悖于诚实信用的基本理念。其二，保险法历来便有“禁止反言”(estoppel)之原则，保险人放弃代位求偿权之意思表示，既已明示作出，理当恪守坚持，岂能如上述学者所言事发时“可以不考虑放弃代位求偿权的约定”，以空洞的所谓填补损害原则对抗被保险人依据具体约定提出的合法请求呢?其三，保险人在明示放弃代位求偿权时，自然预计到被保险人可能因此获得双重补偿。但保险人的弃权，相当于保险人将本属于自己的利益拱手让与被保险人，其性质当属民事赠与关系。被保险人对这一赠与享有选择权，他既可以放弃赠与(取得保险金后不向第三人继续索赔)，也可以接受赠与(向第三人请求损害赔偿)。严格说来，这已不是单纯的保险法律关系，而牵涉到受赠人对赠与标的的处分问题，因此与所谓保险的基本原则无涉，不应简单地套用所谓“损害填补”原则。
2、代位求偿权的不合理放弃。主要是指保险人对代位求偿工作的重要性缺乏应有的正确认识的情况下，不负责任的放弃了本应行使的代位求偿权。这种现象在我国保险业中相当普遍。长期以来，我国保险市场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家独揽，垄断经营，代位追偿的意识相当淡薄。现今，保险业竞争格局初步形成，代位求偿已在涉外业务中占得一席之地(因涉外保险大多数额巨大，到了非追偿不可的境地)，但国内保险业务的代位追偿却依旧门庭冷落。各省市保险公司均未设立专门的代位追偿机构，各地均未形成代位追偿专业队伍，代位求偿不列入保险企业经营考核的专项指标，对零星发生的代位求偿活动不列入保险业务专项统计，因此保险人肆意放弃代位求偿权的现象比比皆是。长此以往，将会造成众多不良后果：首先，放弃代位求偿这一有效的债务追偿手段，将会使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成为可有可无，使保险法规定的“当然代位”和“法定受让”失去其应有的法律意义;其次，保险人放弃其代位求偿权，便无法从负有民事赔偿责任的侵权行为人那里取得应有的赔偿，保险人将因放弃本可获得的补偿而影响自身效益的提高;再次，放弃代位求偿权将使侵权行为人逃避应有的民事制裁，同时，也为被保险人在同一次损失中获得双重补偿提供了可乘之机，将导致道德风险的发生。故保险人应明确代位求偿权的法律意义和现实意义，防止和杜绝无原则、不合理地放弃代位求偿权的现象发生。